大家给他上了一个徽号，叫傻子。
他父亲要死时，他居然积存了十二两银子回来。他父亲虽是病得发昏，也知道这儿子是个克绍箕裘的佳儿，不由不放心大胆，一言不发，含笑而逝。老蔡兴顺既死，狗儿便承继了这个生理，并承继了兴顺名号。做起生意，比他父亲还老实，这自然受人称扬；但不像他父亲通达人情，不管你是至亲好友，要想向他赊欠一点东西，那却是从来没有的事。可是也有例外，这例外只限于他一个表哥歪嘴罗五爷。
兴顺号在近年来被人称扬的，更是由于他的老婆。
方蔡傻子三年孝满，生意鼎盛之际，他新都县城的一个旧同事，因为一件什么事，路过天回镇，来看他。不知他因了什么缘由，忽然留这旧同事吃了杯大曲酒，一个盐蛋，两块豆腐干。这位被优礼的客人，大概为答报他的盛情起见，便给他做起媒来。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姓邓的，是个务农人家，有个姑娘，已二十岁了，有人材，有脚爪，说来配他，恰是再好没有了。
蔡傻子虽然根本未想到娶妻这件事，也不明白娶妻的好处，但既经人当面提说，也不免红起脸来。自己没有主意，特意将罗歪嘴找来商量。
罗歪嘴道：“你是有身家的生意人，不比我这个跑滩匠，你应该讨个老婆，把姑夫的香烟承继起来。我早就给你留心了的，既有人做媒，那便好了；你只管答应下，我一切帮忙。”
务农人家的女儿配一个小镇市上杂货铺的掌柜，谁不说是门户相当，天作之合？何况蔡掌柜又无父母、伯叔、兄弟、姊妹，人又本分，这婚姻又安得不一说便成，一成便就呢？
但是谁也料不到猪能产象。务农人家的姑娘，竟不像一个村姑，而像一个城里人。首先把全镇轰动的，就是陪奁丰富，有半堂红漆木器；其次是新娘子有一双伶俐小脚；再次是新娘子人材出众。
新婚之后，新娘子只要一到柜台边，镇上的一般少年必一拥而来，纷纷喊着蔡大嫂，要同她攀谈。她虽是怯生，却居然能够对答几句，或应酬一杯便茶，一筒水烟；与一般乡下新娘子，只要见了生人，便死死把头埋着，一万个不开口的，比并起来，自然她就苏气多了。
镇上男子们不见得都是圣人之徒。可惜邓家么姑嫁给蔡傻子，背地议论为“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的，何尝没有人？羡慕蔡傻子，羡慕到眼红，不惜犯法背理，要想把乾坤扭转来的，又何尝没有人？蔡傻子之所以能够毫无所损的安然过将下去者，正亏他的表哥罗歪嘴的护法力量。
罗歪嘴——其实他的嘴并不歪，因为他每每与女人调情时，不免要把嘴歪几歪，于是便博得了这个绰号——名字叫罗德生，也是本地人。据说，他父亲本是个小粮户，他也曾读过书，因为性情不近，读到十五岁，还未把“四书”读完；一旦不爱读了，便溜出去，打流跑滩。从此就加入哥老会，十几年只回来过几次。
他父母死了，一个姐姐嫁在老棉州，小小家当，早就弄光。到他回来之时，总是住在他姑夫老蔡兴顺的铺子内。老蔡兴顺念着内亲情谊，待他很好。他对姑夫，也极其恳挚，常向他说：“你老人家待我太厚道，我若有出头日子，总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
老蔡兴顺回答的是：“我们都是至亲，不要说这些生分话。只是你表弟狗儿太老实，你随时照顾他一下就好了。”
蔡傻子承继之后，也居然能体贴父志，与他常通有无，差不多竟像是亲兄弟一样。
最近三四年，他当了本码头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以他的经历，以他的本领，朱大爷声光越大，他的地位也越高。纵横八九十里，只要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至于本码头的天回镇，更不消说了。
罗歪嘴更令一般人佩服的，就是至今还是一个光杆。年纪已是三十五岁，在手上经过的银钱，总以千数，而到现在，除了放三分大利的几百两银子外，随身只有红漆皮衣箱一口，被盖卷一个，以及少许必用的东西。
他的钱哪里去了？这是报得出支销来的：弟兄伙的通挪不说了，其次是吃了，再次是嫖了。
嫖，在袍哥界中，以前规矩严时，本是不许的，但到后来，也就没有人訾议。何况罗歪嘴嫖得很有分寸，不是卖货，他绝不下手。他常说：“老子们出钱买淫，天公地道。”又常自负：婊子、㚻子、小旦，嫖过不少，好看的，娇媚的，到手总有几十，但耍过就是，顶多三几个月，一脚踢开。说不要，就不要，自己从未沉迷过，也从未与人争过风，吃过醋。
有人劝他不如正正经经讨房老婆，比起嫖来，既省钱，又方便。再则，三十五岁的人，也应该有个家才对呀。他的回答，则是：“家有啥子味道？家就是枷！枷一套上颈项，你就休想摆脱。女人本等就是拿来耍的，只要新鲜风趣，出了钱也值得。老是守着一个老婆，已经寡味了，况且讨老婆，总是讨的好人家女儿，无非是作古正经死板板的人，那有什么意思？”
他的见解如此，而与蔡兴顺的交谊又如彼。所以当蔡大嫂新嫁过来，许多人正要发狂之际，罗歪嘴便挺身而出，先向自己手下三个调皮的弟兄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郑重吩咐道：“蔡傻子，哪个人不晓得是老子的表弟？他的老婆，自是老子的表弟妇。虽是长得伸抖一点，也是各人的福气。……其实，不算什么，为啥子大家就眼红起来？……你们去向大家招呼一声罢！”
罗歪嘴发了话，蔡傻子夫妇才算得了清静，一直到两年半之后，金娃子已一岁零四个月，才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故。
蔡大嫂是邓大娘前夫的女儿。她的亲生父亲，是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小管事的。她出世半岁，就丧了父亲，一岁半时，就随母来到邓家。母亲自然是爱的，后父也爱如己出，大家都喊她做幺女，幺姑；虽然在她三岁上，她母亲还给她生了一个妹妹，直到四岁才害天花死了。
邓幺姑既为父母所钟爱，自然，凡乡下姑娘所应该做的事：捞柴草，喂猪，纺棉纱，织布，她就有时要做，她母亲也会说：“幺姑丢下好了，去做你的细活路！”她的确如她母亲所言，自幼爱好，粗活路不做，细活路却很行。因此，在十二岁上，她已缠了一双好小脚。她母亲常于她洗脚之后，听见她在半夜里痛得不能睡，抱着一双脚，咈咈的呻吟着哭，心里不忍得很，叫她把裹脚布松一松，“幺姑，我们乡下人的脚，又不比城里太太小姐们的，要缠那么小做啥子？”
她总是一个字的回答：“不！”劝狠了，她会生气说：“妈也是呀！你管得我的！为啥子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
她又会做针线，这是在她十五岁上，跟邻近韩家院子里二奶奶学的。韩二奶奶是成都省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嫁到韩家不过四年，已经生了一儿一女，但一直过不惯乡下生活，终日都是愁眉苦眼地在想念成都。虽有妯娌姊妹，总不甚说得来，有时一说到成都，还要被她们带笑讥讽说：“成都有啥子好？连乡坝里一根草，都是值钱的！烧柴哩，好像烧檀香！我们也走过一些公馆，看得见簸箕大个天，没要把人闷死！成都人啥子都不会，只会做假！”于是，例证就来了。二奶奶一张口如何辩得赢多少口，只好不辩。一直在邓幺姑跟前，二奶奶才算舒了气。
邓幺姑顶喜欢听二奶奶讲成都。讲成都的街，讲成都的房屋，讲成都的庙宇花园，讲成都的零碎吃食，讲成都一年四季都有新鲜出奇的小菜：“这也怪了！我是顶喜欢吃新鲜小菜的，当初听说嫁到乡坝里来，我多高兴，以为一年到头，都有好小菜吃了。哪晓得乡坝里才是个鬼地方！小菜倒有，吃萝卜就尽吃萝卜，吃白菜就尽吃白菜！总之：一样菜出来，就吃个死！并且菜都出得迟，打个比方，像这一晌，在成都已吃新鲜茄子了，你看，这里的茄子才在开花！……”
尤其令邓幺姑神往的，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及妇女们争奇斗艳的打扮。二奶奶每每讲到动情处，不由把眼睛揉着道：“我这一辈子是算了的，在乡坝里拖死完事！再想过从前日子，只好望来生去了！幺姑，你有这样一个好胎子，又精灵，说不定将来嫁给城里人家，你才晓得在成都过日子的味道！”
并且逢年过节，又有逢年过节的成都。二奶奶因为思乡病的原因，愈把成都美化起来。于是，两年之间，成都的幻影，在邓幺姑的脑中，竟与她所学的针线工夫一样，一天一天的进步，一天一天的扩大，一天一天的真确。从二奶奶口中，零零碎碎将整个成都接受过来，虽未见过成都一面，但一说起来，似乎比常去成都的大哥哥还熟悉些。她知道成都有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城墙有好高，有好厚；城门洞中间，来往的人如何拥挤。她知道由北门至南门有九里三分长；西门这面别有一个满城，里面住的全是满吧儿，与我们汉人很不对。她知道北门方面有个很大的庙宇，叫文殊院，吃饭的和尚日常是三四百人，煮饭的锅，大得可以煮一只牛，锅巴有两个铜制钱厚。她知道有很多的大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三四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台整本大戏，一天总是两三个戏台在唱。她知道许多热闹大街的名字：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湖广馆是顶好买小菜买鸡鸭鱼虾的地方，凡是新出的菜蔬野味，这里全有；并且有一个卓家大酱园，是做过宰相的卓秉恬家开的，红糟豆腐乳要算第一，酱园门前还竖立着双斗旗杆。她知道点心做得顶好的是淡香斋，桃圆粉、香肥皂做得顶好的是桂林轩，卖肉包子的是都益处，过了中午就买不着了，卖水饺子的是亢饺子，此外还有便宜坊，三钱银子可以配一个消夜攒盒，一两二钱银子可以吃一只烧填鸭，就中顶著名的，是青石板的温鸭子。她知道制台、将军、藩台、臬台，出来时多大威风，全街没一点人声，只要听见导锣一响，铺子里铺子外，凡坐着的人，都该站起来，头上包有白帕子，戴有草帽子的，都该立刻揭下；成都、华阳称为两首县，出来就不同了，拱竿四轿拱得有房檐高，八九个轿夫抬起飞跑，有句俗话说：“要吃饭，抬两县，要睡觉，抬司道。”她知道大户人家是多么讲究，房子是如何地高大，家具是如何地齐整，差不多家家都有一个花园。她更知道当太太的、奶奶的、少奶奶的、小姐的、姑娘的、姨太太的，是多么舒服安逸，日常睡得晏晏地起来，梳头打扮，空闲哩，做做针线，打打牌，到各会馆女看台去看看戏，吃得好，穿得好，又有老妈子、丫头等服伺；灶房里有伙房，有厨子，打扫、跑街的有跟班，有打杂，自己从没有动手做过饭，扫过地；一句话说完，大户人家，不但太太小姐们不做这些粗事，就是上等丫头，又何尝摸过锅铲，提过扫把？哪个的手，不是又白又嫩，长长的指甲，不是凤仙花染红的？
邓幺姑之认识成都，以及成都妇女的生活，是这样的，固无怪其对于成都，简直认为是她将来最好归宿的地方。
有时，因为阴雨或是什么事，不能到韩家大院去，便在堂屋织布机旁边，或在灶房烧火板凳上，同她母亲讲成都。她母亲虽是生在成都，嫁在成都，但她所讲的，几乎与韩二奶奶所讲的是两样。成都并不像天堂似的好，也不像万花筒那样五色缤纷，没钱人家苦得比在乡坝里还厉害：“乡坝里说苦，并不算得。只要你勤快，到处都可找得着吃，找得着烧。任凭你穿得再褴褛，再坏，到人家家里，总不会受人家的嘴脸。还有哩，乡坝里的人，也不像成都那样动辄笑人，鄙薄人，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看不起你。我是在成都过伤了心的。记得你前头爹爹，以前还不是做小生意的，我还不是当过掌柜娘来？强强勉勉过了一年多不操心的日子，生你头半年，你前头爹爹运气不好，一场大病，把啥子本钱都害光了。想那时，我怀身大肚地走不动，你前头爹爹扶着病，一步一拖去找亲戚，找朋友，想借几个钱来吃饭医病。你看，这就是成都人的好处，哪个理睬他？后来，连啥子都当尽卖光，只光光地剩一张床。你前头爹爹好容易找到赵公馆去当个小管事，一个月有八钱银子，那时已生了你了。……”
旧时创痕，最好是不要去剥它，要是剥着，依然会流血的。所以邓大娘谈到旧时，虽然事隔十余年，犹然记得很清楚：是如何生下幺姑之时，连什么都没有吃的，得亏隔壁张姆姆盛了一大碗新鲜饭来，才把腔子填了填；是如何丈夫旧病复发死了，给赵老爷、赵太太磕了多少头，告了多少哀，才得棺殓安埋；是如何告贷无门，处处受别人的嘴脸，房主催着搬家，连磕头都不答应，弄到在人贩子处找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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