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政策。在法国，对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征收的各种封建性的地方通行税和限制，直到大革命时期才被取消；但在英国，全国范围市场的形成则要快得多。不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联系，我们知道在西欧建立有效的国家统一国家管辖权之后发生了商业革命；而在英国则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
就许多方面、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而言，建立一个实际上统一的政府，完全不同于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不管后者是多么有效。但无论如何，在以上讨论的各个例子中，都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区域，在其中实行了比较自由的贸易，并允许生产要素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经济政策决策的权力转移到了在新地点建立起来的新机构手中。在上述的每一情况下，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了作者称之为“管辖权统一”的措施。如果能够避免创造一个新的名词，特别是像“管辖权统一”这种生硬的术语，也许更好一些；可惜在此处采用众所周知的旧名词往往会掩盖我们所关心的共同特点。
既然上述几个管辖权统一的事例随后都相继发生了相当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考察其中的内在联系就更富有誘惑力了。但是，要作出任何存在内在联系的结论仍然为时过早。一方面，因为我们首先应该对管辖权统一如何引起高速经济增长有一些概念，而前述对共同市场的统计研究却表明，由贸易更加自由化所引起的收益增加并不大，尚不足以解释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管辖权统一的事例为数不多，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将此规律推广。因此，我们还必须研究在管辖区以内及跨管辖区的经济增长具体模式，看看它们能否提供有力的证明。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理论模型，以便解释为什么管辖权统一就能够产生以上观察到的结果。
（三）
当考察近代初期西方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最明显的普遍现象，即许多过去历史上的主要城市相对（有时是绝对）地衰落了。这种主要城市的衰落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因为把西方社会推上领先地位的唯一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工业革命，而且，今天的西方社会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更加城市化。商业和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城市，或把过去的小村庄变成了新的大城市，而不是在原有的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大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这些大城市。当然，像伦敦和巴黎这样的重要首都，是作为财富中心和新财富的消费者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决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法国经济史学家弗南德·布劳德尔（fernandbraudel）所指出的：“这些首都都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了高度不平等的、畸形的与不合理的非生产性投资的结果……。这些巨大城市的形成是同过去的历史、同进化的终结、同古代制度下社会和经济的弊病及缺点紧密相联；而不是为将来的发展开辟道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各国首都在行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中，只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决不是伦敦，而是曼彻斯特、里兹、格拉斯哥和无数无产者居住的小城镇创造了新的时代。”
m．j．唐顿（m．j．daunton）证明，至少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布劳德尔的话是正确的。在1600年被认为是英国六个最大的城市中，到1801年只有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和伦敦还保留在前六个最大的城市中；而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和里兹则进入了前六名最大的城市之列。如表5．1所示，在1600年是第三大城市的约克，到1801年则退居第十七位；1600年是第五位的纽加塞尔到1801年则退居第十四位。
表5．1根据人口多少排列的英国城市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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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1801年
顺序人口顺序人口
1伦敦251伦敦96
2诺里奇150002曼彻斯特84000
3约克120003利物浦78000
4布里斯托120004伯明翰74000
5纽加塞尔15布里斯托64000
6埃克塞特90006里兹53000
8诺里奇37000
14纽加塞尔28000
17约克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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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1601年之前，也存在着对城市衰落问题的忧虑。查尔斯·派塞尼一亚当斯在他的论文《中世纪后期英国城市的衰落》中，通过引用大量详细广泛的数据和当时的评论，证明了早在黑死病爆发之前，许多英国城市的人口和收入就已经开始下降。虽然派塞尼-亚当斯发现某些城市的衰落被另一些城市的兴起所抵消，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城市衰落的同时，而另一些城市在兴起呢？派塞尼-亚当斯发现，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特别是在1520年和1570年之间，大多数比较重要的城市，如果不是处在一种“尖锐的城市危机”中，也是处在一种重压之下；它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遭受重大损失，人口经常大幅度减少。
在欧洲大陆，城市不大可能成为真正自治的机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位于相对稳定的国家之中；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大陆较晚才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迅速变革；所以，形势并不完全像派塞尼－亚当斯所描述的那样突出。尽管如此，仍然存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不少老城市中心被新兴城市或农村工业所代替。例如，中世纪有一部分羊毛工业从法兰德斯地区的城市向勃拉巴恩特附近转移；佛兰芒人（比利时民族之一）的羊毛工业与意大利北部城市相比显著下降；以及后来意大利北部城市羊毛工业又落后于其他地区，都是上述情况的具体例证。另一个例子是那不勒斯的衰落，在法国革命前夕，它可算作欧洲第四大城市。多梅尼科·塞拉（domenicosella）得出结论认为：“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老城市中心，不管是安特卫普还是威尼斯，是阿姆斯特丹还是热那亚，是波尔多还是佛罗伦萨，在现代工业化到来之际，没有一个曾经起过领导作用。塞拉极详细地研究了17世纪西班牙伦巴第时期的经济；他发现“当时的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和现代工业化相联系的特征；事实上，它们的某些特征和现代工业化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大城市既不可能成为大规模工业化的摇篮，也不可能充当现代经济发展的先锋；它们只能作为迅速消失的过去的时代错误的遗迹。为了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先躯，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农村。”郊区应该在牺牲中心城市的条件下成长起来，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亚琛的中心城市的衰落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赫伯特·基什（herbertkisch）已经把它的衰落过程按年份作出了详细的论述。
（四）
按照现代的标准看，中世纪的城镇和城市规模是很小的。它们的边界通常用城墙很精确地标定；而且，它们常常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独立于较大的政府之外）。在这些小管辖区内，任何一种商业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商人；在任何一种专门的手工业中，只有为数有限的一些技术工人；即使在具有几千人口的城市中也是如此。原始的运输方法，缺乏安全的与能通行的全国性道路网，这一切往往导致市场的分割。在这种条件下，少数商人或熟练工匠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当地的生产联合起来而形成垄断。某一行业中的商人一般比普通居民享有更多财富；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比他们和较贫穷的普通居民更为密切。在某种程度上，熟练工匠之间也是如此。
根据第二章中提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集团具有更大的机会组织集体行动；这一逻辑还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小管辖区比大管辖区将出现更多的组织。同样根据这一逻辑，具有社交联系的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群还具有更大的优点，即可以通过社交的选择性刺激帮助他们组织集体行动。由以上考虑得出了第三条推论，即小集团比大集团能更好与更快地组成。如果前面提出的逻辑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世纪的城市内，特定行业中的少数商人和具有专业手艺的工匠特别容易组织起来开展集体行动。然而，即使一个城市只有几千人口，这些居民要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去反对少数商人和手艺师傅的联合也是不可能的；虽然这可能发生在小村庄内，因为那里的人口少得足以组织起来去反对商人或工匠的联合。
（五）
这种组织卡特尔集体行动的有利条件当然会导致形成行会，这些行会自然会利用其人数较少且社会地位相同的优势来扩大其在城市中的权力；如果无人控制，许多行会确实对他们所在的城市有极大的影响。中世纪的英国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在行会的压力下，国王允许城镇实行高度的自治。在现在是德国的地区，行会经常遇到小公国君主们对其权力的嫉妒，它们需要寻求和领土统治者及贵族的共存关系。特别是在法国，经常给行会一些特权，作为对它们缴纳特种税的补偿；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需要筹集战争费用和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上的缺陷所引起收税的困难。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堡国家，政府的统治范围往往扩大到城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会分享政府的权力，则它们就有了更大的控制范围；但在同时，它们也遭受意大利北部地区动乱之害，结果有时影响了它们的发展或缩小它们的势力范围。尽管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别，但是，从东部的拜占庭到西部的英国，从北欧结成汉萨同盟的城市到南方的意大利，商人和工匠师傅的行会，有时还有雇工的行会，变得司空见惯。
虽然行会组织为其会员提供了保险和社会福利，但它们主要是分利集团，通过这种联合运用垄断权力，有时还用政治权力，去为它们自己的利益服务。正如第三章内推论4和推论7所表明的那样，它们这样做的结果也就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减缓了技术进步。通过学徒制度限制进入行会可由以下规定得到很好的证明：根据某些行会的规定，雇工需要付给足够的钱才能转为师傅；学徒或雇工不许结婚；而根据另一些行会的规定，师傅的儿子可以不必经过学徒阶段而直接成为师傅，而普通人则必须首先当学徒。这无数的清规戒律目的在于使任何一个师傅都不可能利用其他师傅的经验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而其他人的技术进步无疑也是极其有限的。（由于工匠师傅拥有资本，雇佣短工及学徒，因此，把师傅行会或商人行会与工会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通常应把工会看作是企业卡特尔组织。）
（六）
在许多行会密集而又有相对自治权的城市环境中，当实行管辖权统一的时候，预计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推论2表明，在一个边界固定的稳定社会中，具有特殊利益的组织将会逐渐增多。如果不征通行税和不受限制的贸易区域扩大，这些行会或任何较小的卡特尔组织将会发现，它们只控制着整个市场的很小一部分。当然，统一的市场内如果只能垄断其中很小一部分就根本不成其为垄断：这时，如果人们能够从卡特尔控制的市场以外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商品，他们就不必向行会成员付出垄断价格。在统一了的管辖区内，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就促使卖者进入那些卡特尔提高价格的地区。管辖权统一还意味着，政治决策现在由另外的人在距市场很远的另外的机构中作出。此外，为了改变统一管辖区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将远大于先前在相对狭小的管辖区内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有时候国王迫于财政的压力也会把垄断权出卖给行会以换取它们缴纳特种税；这时，由统一管辖权而得到的好处就部分地被抵消了。但是，一般地说，当经济上统一的全国性管辖区取代了地方分割的管辖区时，行会既失去了垄断权力也失去了政治影响。
运输费用的大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运输费用太高，不值得把某种产品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即使富于竞争性的商人想迁往统一管辖区内已形成卡特尔地区也无计可施，因而这种管辖权的统一也没有多大意义。商业革命发生的时代也正是运输条件改善的时期；特别是海运，它开辟了通向亚洲的新航线和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强，也减少了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中的危险，因为中央政府逐渐平息了封建领主之间的冲突与农村地区的盗匪；政府修建了公路并最终开凿了运河。如果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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