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的利益。这样就抬高了消费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则无法组织起来形成集团来反对这一政策，何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又散居于外省，难以相互联系。这些国家经常采取下列最严厉的保护方式：实行进口配额和外币兑换管制，不许居民拥有用于购置进口商品的外汇，以便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品。这些保护方法的后果难以衡量。但与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保护程度是高得惊人的。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保护政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进口商品与外国公司一般是造成竞争的根源，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成本较低。换言之，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公司在这类商品生产中不具备比较优势；否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不会那样重视保护措施。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进口替代商品生产中都不具备比较优势，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大量的资本和专门技术，而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通常很缺乏的，因此这些产品也是比较昂贵的。
在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实行保护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专门技术的价格会上升，尤其是在得到优惠的公司和工业部门内更是如此。受优惠企业的一部分收入将消费于获取或保持政治优惠的活动之中。这些公司中某些公司的雇员也可能要分享一部分这样的收益。不过，至少在某些国家内，资本和技术的所有者本来就由于这类要素的稀缺已获得了较高的报酬，现在他们甚至能取得更高的利润率。由于开始时能够最快地组织起来的是那些较富有的个人和较大的公司，同时由于筹集大量的资本和获得稀有的专门技术需要有大量的财富，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实行保护政策将使富人得到最大利益。
另外，这种保护使得本国货币的价值高于它的实际价值，所以用来购买进口商品相应所需的外汇减少了。本国货币的价格越高，则其出口商品就越贵，从而外国人购买得越少。通常出口商品都是该国具有比较生产优势的产品。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拥有大量的贫困人民即廉价劳力，也拥有某些自然资源，因此，他们在生产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劳力和自然资源的拥有者，尤其是农民，在出口减少时受害最大。特别是在某些非洲国家内，农产品出口者由于政府垄断市场而受到进一步的剥削，因为政府只把销售价格的一部分支付给农民。因此，这些丰富的生产要素一开始就未能按比例取得其应有的盈利，而出口收益的损失又进一步减少了他们的收入。由于上述保护政策，各种丰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包括各个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劳动人民），不仅不能买到便宜的进口商品，而且被迫按较低的价格出卖其劳力和其他产品。
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的限制条件和技术细节值得进一步讨论。而且指出每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也是很重要的。这一过程的一般性质是清楚的。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获利阶层组织得比较好，而他们往往占有该国中比例极高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们制订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政策，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这个社会中无组织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虽然可能取得的统计资料十分贫乏而且不完整，但问题十分清楚，在许多不稳定国家中，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少数巨富与大量赤贫并存。在某些不稳定国家内，甚至从无意的观察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正如前述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无技术的工人怀着绝望的心情，竭力想出国谋生，而跨国公司（在他们考虑到被收归国有的可能性不大时）则拼命地想打进来。作者的一名研究助手曾将各国的某些收入分配数据（很不可靠）同它们不稳定程度的一些数据（甚至更不可靠）加以比较。但由于数据的低质量以及对于结果的多种可能解释，迫使作者决定不在此处详细介绍所得的结论。但不管这些结果价值如何，它们却是与本书理论相一致的。
在前一章中关于实行保护所带来损失的全部论点和证据也适用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以上所述那种反常政策体系助长了低效率和停滞，也加剧了不平等。
当对这些国家首都以及其他主要都市内的进口替代工业实行保护和卡特尔垄断时，即使这些工业支付远远超过竞争水平的工资，它们也能够生存下去。这将容许由劳动力的垄断中获得更大利润和促进工会的发展，尽管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一时的镇压和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困难可能阻碍工会的建立。但不论工会是否存在，首都居民——甚至是贫民——仍将比农村和外省居民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交通系统落后。在首都发生的民众游行示威、罢工以及騒动，对政府是一种特别的威胁。
文职和军人官僚总是云集于首都城市，他们占据着影响任何政府的地位。大学生通常生活在大城市里，由于他们对政治活动有着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以及由于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因此，他们在政治上通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会、官僚和大学生与各大公司所有者相比，一般具有相当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他们可能一致地倾向于经济国有化，而且也可能在各种小集团所追求的具体而琐细的政策方面并无太多冲突。无论如何，官员们往往与工会和大学生一起都支持在首都（或许还包括其他大城市）实行的生活津贴制度。
除了上述进口替代政策以外，对城市提供额外的便利和其他形式的津贴更加鼓励人口向首都和其他城市迁移。因此，这种反常政策体系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形成了经济效率奇低的首都城市和其他主要城市。今天的大多数的贫穷国家的首都人口规模都大大地超过发达国家处在同样人均收入水平时的首都人口规模。
不稳定国家情况多种多样，其政策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前面的论证应当被看作一种“研究者的议论”，而不是一种分析；只能作故事来阅读，以便从中得到启发。作者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激起一些专门研究不稳定国家的研究者和其他人以较为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某一个国家或一小批国家的状况。
作者认为，需要进行的研究之一是历史的研究。一些现在执行着反常政策体系或情况相似的国家可能在过去曾经有过不同的经历。例如，就19世纪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来说，值得探索一下，是否这些国内组织起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集团，属于一些拥有巨大土地财富的家族小集团。交通的困难使得他们难以共同谋划，而且有时他们的权力也许只局限于在本地区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出现。然而，如果这些家族能够策划制订国家政策，则他们的兴趣将与那些由反常政策体系获益的集团大相庭径。
这些地主作为土地（有时还有短工）的所有者，他们拥有这种经济（地主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整套生产要素。这样，他们能够从自由贸易政策中获得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穷乡親们也拥有少量土地和劳力，但地主们仍会获得主要利益。由于革命以及城市的逐步发展，土地巨头们消失了，或者丧失了影响。首都城市内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迫切要求制订一种不为大土地所有者欢迎的平等主义政策。但需要研究和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实际减少了不平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国家内，近年来在城市中影响决策的小型集团，由这类平等主义的、低效率的政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这些政策同时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后果。
（十一）
既然我们已经考察了世界上少有的种姓制度的不平等情况，考察了南非的种族歧视以及带有反常政策体系的“头重脚轻”社会的不平等政策，那么我们可以考察一种现代的荒诞说法，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地把贫穷和耻辱的根源强加在亿万人民的头上。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中有着一种一致的认识，认为有竞争的市场是有效率的。实际上，在经济理论中，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意味着经济效率已最高，唯一可能改进的就是收入分配。甚至在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间，至少是在发达国家内也存在着一种相当广泛的看法，认为竞争促进效率。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家以及其他行业人士中有另外一种公认的假设，就是竞争性的市场产生相当大的不平等。软心肠的大多数人还进一步认为，政府的行动——或者根据某些观点，还包括工会的活动，职业伦理道德等等——对于减少由于市场引起的不平等是必需的。怀有硬心肠的少数人则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赞赏这种不平等，或者坚信政府减少不平等的努力是有害的。但大多数软心肠的人与大多数硬心肠的人都一致认为竞争的市场会产生出相当大的不平等，但对于这种不平等是否“公平”则看法不同。经济学家往往还谈论通过竞争性市场而实现的效率同通过其他方式在付出某些社会费用的基础上而得到的平等之间如何寻求折衷的问题。
关于竞争性的市场是引起严重不平等问题的根源以及政府和其他机构为减少这种不平等要付出社会费用的观点，也许是阿瑟·奥肯（arthurokun）在其受到广泛关注的名著《平等与效率：巨大的交易》（equalityandefficiency：thebigtrade－off）中作了最为明智而人道的表述。在书中，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能够消除由于市场运行而产生的不平等的平均主义力量，然而为了减少不平等，必须付出某些代价，因为这样做干预了市场中的一般说来高效率的运行。其他一些作者则认为，工会以及其他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会减少由于竞争市场引起的不平等。
作者认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这种传统假设，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影响，这些观点都是违背许多社会中的事实的，对于其余的社会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在南非，黑人工人从事的工作与白人稍有不同，但所要求的技术程度几乎相同，但黑人只领到白人十一分之一的工资。在实际的竞争性经济中，正如教科书内清清楚楚解释的那样，在长时期内看到具有同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人竟会取得不同的工资率是难以想像的。雇主可以通过用低工资雇佣被歧视的受害者来获得利润，而拒绝这样做的那些公司将被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所挫败。正如我们预期那样，南非的雇主仍争辩说应当允许他们在目前只限于雇佣白人的那些职业中使用非洲工人。如果允许这样做，则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平等都将得到改善。在印度有几千万人，还有他们以后的子女，被阻碍市场自由运行的种姓等级制度历史地宣判要过特别贫困和受凌辱的生活；这些制度导致了低效率和停滞，也导致了极度的不平等。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属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而它们之中的大部分由于国际贸易、国外投资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政策使其社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以及极低的效率。正如作者在推论9所证明的那样，可以明显地看出“帮派斗争”并不比个人的决斗来得温和。
现在让我们回到具有福利之邦特点的发达国家。有些人认为，应当制定一种公平的措施来帮助社会里运气最差的人，即使是，这样做要求我们作出某些自我牺牲，也理应如此；这些人必定会服从于前面所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当然，我们可以帮助朋友、親戚或者邻居，而且也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慷慨所带来的益处，因此，我们可以为了它们的利益而作出重大牺牲。但是，如果我们企图以个人身份作出牺牲以减轻本国的贫困程度，则我们定会发现，即使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也不足以使这个社会的贫穷程度有明显的改变。换句话说，减轻某一社会的贫困程度是所有那些希望消灭贫穷的人们的一项公共事业，而对于大型集团来说，则是一件只有自愿贡献而不指望获得任何公共财富的事业。如果关心贫困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么无论如何积累起来总会引起变化的。因此，在每个发达国家内大多数人都赞成向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整个社会，征收义务税来取得经费资助贫民。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由于消除贫困是一项公共福利事业，努力将国民收入重新分配到作为群体的穷人手中，这必须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从这方面看，某些社会中的政府确实减小了不平等的程度。由于无论是义务税还是馈赠都对刺激生产发生有害作用，因此，也确实存在着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互相矛盾。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现行传统观念都假设，上述收入再分配几乎全部都是出于穷人与富人之间收入按平均主义进行再分配的动机所引起的；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大多数，起码也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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