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韎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这说明，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已成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语言，充分反映了汉族对北方边陲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这一记载，不仅把托撤孛堇寨的地理方位交待的十分清楚，而且还把这里的民风特点作了简要说明，这无论对历史地理学还是民俗学，都具有重要价值。再如「第二十四程，自托撤九十里至漫七离孛堇寨，道旁有契丹旧益州、宾州空城」。而后人正是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这两座空城的遗址，并从而确定了今农安城(又称隆安城)就是金初的黄龙府(后改名隆州)。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行程录的价值。
值得强调的是，如此详细记载女真本土地理里程的著作并不多，就笔者所见，仅有洪皓的松漠纪闻、张棣的金图经、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御寨行程，和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青宫译语。但对比起来，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最为详赡，价值亦当首屈一指。
关于这个行程录的作者，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许亢宗，但三十年代，经过陈乐素先生的考证，认为此录的作者并非许氏，而是这次奉使的押礼物官钟邦直。理由如次：(1)录中第二十八程有云：「使长许亢宗，饶之乐平人，以才被选。为人酝藉似不能言者，临事敢发如此。」非自述而是他述语。(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引有「钟邦直行程录」一段，当是这个行程录中的文字。(3)同书卷二０在引这个行程录的开篇云：「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充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武义大夫、广南西路廉访使童绪副之，管押礼物官钟邦直。」接着便另外提行云：「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曰」云云。陈乐素先生认为，这里当是「管押礼物官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曰」，手民提行有误，遂使这个行程录失去了作者之名。(4)本行程录开篇详叙礼物，正因为作者是押礼物官所致。我以为，陈乐素先生的考证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定论的陈文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第二分册，题目是三朝北盟会编考。
这个行程录有多种名称：三朝北盟会编卷首书目作奉使金国行程录，该书卷二０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而大金国志卷四０则叫许奉使行程录。陈乐素先生以为，「要当以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为最正确」。但笔者不能不遗憾的指出，陈先生在考证时，显然并没有看到靖康稗史七种之第一种就是这个行程录，而它的名称则为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这似比陈氏所谓「最正确」的名称还要准确。但是，我终疑心，既然这个行程录的作者是钟邦直，那么，这个行程录的标题似必当有「许亢宗」三字方妥。因为钟邦直不过是个区区押礼物官，是个随员而已，他自己焉能称「奉使」？能称奉使的，只能是许亢宗。大金国志称此录为许奉使行程录可为此说一旁证；而后人多谓此录的作者为许亢宗，又可为此说一反证。由于这个行程录的题名较长，故后人引用或刊刻多有省改，以致出现了上述多种不同的标题，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如果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在研究女真早期史地方面有重大价值的话，那么，作为本书的另一种青宫译语，在这方面则与之有同工之妙。青宫译语是作者王成棣作为翻译人员，于天会五年(公元一一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受粘罕之命，从汴京出发，跟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高宗母韦后等经燕京到上京的行程闻见录。因为韦后等大都监押在青城斋宫，故名「青宫」云云。收在本书的青宫译语虽是节本，文字也不长，但所记皆亲历、亲见，极为真切。如天会五年四月六日，次丰乐一村，记云：「屋已毁，院中倒埋男妇二十余人，未尽腐。」真实地反映了中原「初经兵火，屋庐俱烬，尸骸腐朽，白骨累累」的凄残景象(引文见青宫译语)。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个译语每日都记了从某地到某地的行程，并记录了见闻，它与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互为发明和补充，对照起来，大有相得益彰之妙。如天会五年四月三十日「抵海云寺。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书疏，发愿期得还乡……初二日，王令驻屯一日，共浴温泉。」许亢宗出使金国，也曾经过海云寺，奉使行程录第十八程云：「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寺去海半里许，有温泉二池……」两相对照，简直像互为注释。再如天会五年五月「初七日过兔儿涡，初八日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过于此。」而奉使行程录亦云：「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六十里至梁鱼务(按即梁鱼涡，同名异译)。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与青宫译语的「如在水中行」亦可互相印证。特别是将到金初都城上京的几程，由于驿站的变动，青宫译语所记已与奉使行程录不同，但却和稍后的洪皓松漠纪闻所记无不切合。如译语云：「二十日渡混同江，宿报打孛堇寨。二十一日渡来流河，宿阿萨铺。二十二日抵会宁头铺，上京在望，众情忻然。」而洪氏云：上京「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反方向一看，与译语所记无不吻合。这些，都极有助于对当时地理情况的考察。青宫译语还记录了女真族的纳妾仪式，这对研究女真民俗亦颇有裨益。
译语的作者王成棣，又名王昌远。呻吟语云：「纯福帝姬归真珠大王[设]野马，后嫁王昌远，一名成棣。」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所引靖康皇族陷虏记在纯福帝姬下亦注云：「尚医官王宗沔男昌远。」这样，我们除了知道他的别名和其父亲的名字外，其它便毫无所知了。
[三]汴京之陷和开封府状
靖康稗史收录了两种详记汴京陷落始末的著作，这就是宋人韦承编的瓮中人语和金人李天民辑的南征录汇，同时，还收录了一个靖康耻辱的见证——开封府状。
瓮中人语起政和元年冬赵良嗣献约金灭辽取燕之策，迄靖康二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是书靖康之前所记极简，只粗具梗概，靖康之后则按日系事，记载加详。但总的看来，本书与当时的同类著作如靖康要录、靖康纪闻等相比，仍显得简略得多。不过，应该强调，本书虽简略，但绝不翦陋，其记载自有自己的特点。如靖康元年正月初十日，本书作了下列记载：
使李梲、郑望之、高世则至金军议和，斡离不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缎各一万端，牛马各一万匹；尊金主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割太原、中山、河间地归金；以亲王、宰相为质。
而靖康要录在这一日却先记了钦宗几道催括金银以犒金军的圣旨和敕，最后，纔作下面这段记载：
上御崇政殿，引使入对，出斡离不之书进呈，道所以举师犯中国之意，大抵指陈道君之失。闻上内禅，愿复讲和，乞遣大臣赴军前议所以和者。诏李梲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是日，梲至金人军中，斡离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斡离不遣燕人王汭等传道语言，谓都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赵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疋，駞、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
对比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瓮中人语的记载，显然只是略去了事情的一些细枝末节，但却突出了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一日诏割三镇，以康王、张邦昌出质金军」，并说明「十四日行」之后，作者略去了八九天的记事，直到二十日，纔记云：「共津运金军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对照一下靖康要录也很清楚，这八九天，不过是宋廷筹措金银罢了。这就是说，作为「瓮中人」的作者，所最关注的主要是宋廷和金军的关系，尤其是金军的动向。具体到当时，宋廷能否满足金军的物质要求，直接关系到金军的下一步行动，从而也直接关系到每个「瓮中人」的命运，故作者略去了其它，而独记宋廷津送金银的情况，是颇能抓住问题的关节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作者甘愿受人宰割，不，作者的态度还是十分明确的，他虽然在书中没有议论，但他对宋廷的无能，尤其是对金军的掠夺和烧杀，则一宗也没有漏记，例如靖康元年十二月钦宗入青城投降以后的全部记事如下：
初五日，虏索马七千余匹出城。
初六日，虏索兵器出城。
初九日，虏索河北、河东守臣家属……出城。
十三日，虏索绢一千万匹……
十四日，尚书省吏部、刑部火。
二十四日，开宝寺火。
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
二十八日，虏索秘书录所载古器出城。
这些记载虽然简单，但一笔一笔十分清楚，「虏索」的罪行十分突出，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敌忾心情。可以说，本书正是重点通过揭示金军的罪行，记载了这次围城始末。故其文字虽简，但内容并不贫乏。
如果说瓮中人语是作者作为被包围者的「瓮中人」，主要从金军的活动上，记载这次历史事件的话，那么，南征录汇则是作者作为包围者的「南征」人，主要从宋廷的活动上来记载这次事件。两相结合，正可使我们比较客观、比较全面地了解这次事件的真像。
南征录汇虽然也是以日系事，但在写法上却与瓮中人语颇不相同。录汇没有作者的话，全部文字都是从刘同寿圣院札记、克锡青城秘录、高有恭行营随笔、赵士先毳幕闲谈、阿懒大金武功记、李东贤辛斋随笔，以及无名氏雏凤清声、宋遗民愤谈和屯翁日录共九种私人著述中辑录而来。这些辑录，除个别是编者杂采以上诸书，我们已很难辨别某究竟出自某书外，其它皆每条单引一书，并都注明了出处，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本书起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即金军攻陷汴京之日，迄次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比较详细的记载了金军兵临城下，逼迫宋帝投降的整个过程。
在录汇所辑录的九种史着中，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叫阿懒。考金史纪传，共记有三人叫阿懒，其中除海陵昭妃时序不合可排除外，另两人，一为宗翰即粘罕弟，汉名完颜宗宪；一为邓王完颜奭子，又叫阿楞。然阿楞未曾参加这次对宋之战，无由记其武功。惟粘罕弟完颜宗宪，金史卷七０本传说：
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思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录汇所引大金武功记亦云：天会五年三月「初四日，阿懒监押书籍、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完全与本传的记载相吻合。这不仅可以坐实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就是完颜宗宪，而且还可以推定，其所记皆为亲身所经历，又加之他是征宋首领之一的粘罕弟，身分特殊，故其书中多有不见于它书的「内幕」，如上文提及的「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就属此类。特别是武功记的某些记载，与宋人所记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则更足资考证。如武功记于天会五年三月十二日记云：「又败康王之兵于南华，摧其将宗泽、权邦彦车阵……」对于此事，宋史高宗纪不载，宗泽传亦无，靖康要录、靖康纪闻皆不记其事。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记云：「是日，兵马副元帅宗泽与金人战于韦城县……人人争奋，敌大败，众首千级，遂得韦城县。敌欲夜袭泽，泽知之，日暮，移军南华。敌果夜至，得空壁，大惊，自是不复出……」与阿懒所记正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然考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五所引赵甡之遗史，又可证阿懒所记确有其事，遗史云：
初，刘浩在相州得战车法，创造五两，试之不可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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