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算自前清光绪乙巳起手，于今已四十年，这里可以分作前后两节来看。前二十年喜欢讲文学，多翻译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的作品，以匈加利，波兰及俄国为主，但是后来渐渐觉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学，所以这方面的贩买店也关了门了。这以后对于文化与思想问题稍为注意，虽然本来还是从文学转过来的，可是总有些不同，谈文学须是文人，现在只以一个凡人的立场也可以来谈，所以就比较自由得多了。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只是关于这几国的，即一是希腊，二是日本，其三最后却最重要的是本国中国。
在十五六年前，适值北京大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发刊纪念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说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可是这事知与行都不容易，我虽然觉得对于希腊仿佛也有甚么负债，但总还努力不够，不能做出一点功绩来。在过去时中以很大的苦辛克服了自己的懒与拙，才译出了一册海罗达思的拟曲，又译了亚坡罗陀洛思的神话，注释却是因事中止，至今未曾续写，毛估一下总还有十五万字，这也时时想起来，是一件未完的心愿，有如欠着一笔陈年债，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老话，终是非偿还不可的。除了为做注释的参考用以外无甚用处的书籍，如汤卜生的《希腊鸟类名汇》之类，站在书架上，差不多是一种无言的催促，我可是还未能决心来继续写下去。近两年内所写杂文中，只有一篇《希腊之余光》，算是略为点缀，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
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胡适之刘半农二君担任小说组，五月间写《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讲演一过，这可以算是起头，以后写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给《国闻周报》写《日本管窥之四》，这才告一结束，尝戏称为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卸招牌，也正是实在的事。我们谈日本文化，多从文学艺术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结论，这固然也是对的，可是他的应用范围也有限制，不能不说是一缺点。文化研究的结论有如一把钥匙，比得不好一点正如夜行人所用的万应钥，能够开一切的锁，这才有用，假如这结论应用在文学艺术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释同一国民的别的行动便不适合，那么这里显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这可以代表贤哲，而不曾包括英雄与无赖在里边，总之是不能解释全部国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来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这些深刻的反证，我自不能不完全抛弃以前关于日本文化的意见，声明无所知，此即是《管窥之四》的要点。一面我提出推测的意见，以为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与宗教无缘，所以结果只好干脆断念，我的徒劳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
对于本国的事自然更是关心，这与注意别国事情，当作学问去讲者有点不同，所以不会得捏捏放放，即使遇着不懂为难的地方也不至于中途放弃，虽然目的与倾向的变动或是有的。最初的主张未必真是简单的文学救国，总之相信文学之力，以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学运动为基本，从清末起以至在《民报》及《新青年》上写文章始终是这样，这或者不算怎么错，但是后来也有转变了。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严格的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倒坏了，这自然是对的，但这里普通所说的封建并不是指那个，实在只是中国上下存在的专制独裁体制，在理论上是三纲，事实上是君父夫的三重的神圣与专横。中国的思想本有为民为君两路，前者是老百姓的本心，为道家儒家所支持，发达得很早，但至秦汉之后君权偏重，后者渐占势力，儒家的不肖子孙热心仕进，竭力为之鼓吹，推波助澜，不但君为臣纲是天经地义，父与夫的权威也同样抬高，本来相对的关系变为绝对，伦理大见歪曲，于是在国与家里历来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一面又因为考试取士，千余年来文人养成了一套油腔滑调，能够胡说乱道，似是而非，却也说的圆到，仿佛很有道理，这便是八股策论的做法，拿来给强权帮忙，吠影吠声的闹上几百年，不但社会人生实受其害，就是书本上也充满了这种乌烟瘴气。至今人心还为所熏染，犹有余毒，未能清除。近代始有李卓吾，黄梨洲，俞理初等人出来，加以纠正，至民国初年《新青年》之后有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旧礼教稍有所检讨，而反动之力更为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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