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盛大，旋即为所压倒，民国成立已三十余年，民主的思想—特别是中国的固有的民为贵，为人民子媳妻女说话的思想，绝未见发达，至可惋惜。我平常很觉得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国虽然也曾努力想学好，可是新的影响质与量都微少，混到旧东西里面便有如杯水车薪，看不出来了，假如冷静的考察一下，则三纲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论调，依然如故，只是外边涂了一层应时的新颜色罢了。就是明清以来的陈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来的果报，因考试热中而起的预兆占卜，根据多妻制的贞节观念，在现今新式士大夫中间还是弥漫着，成为他们的意见与趣味的基本，与金圣叹所诃斥的秀才并无两样。照这样情形，大家虽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民主化，殊有从何处化起之感，结果还是由于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凡是关心中国前途者宜无不知于惧思，而思有所努力者也。但是启蒙纠缪，文字之力亦终有所限，故知与行须当并重，中国现在要紧的有两件事，即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只可惜我们此刻也只能写文章，提倡事功亦是谈谈而已，于世间不能发生一点影响，所可能者但在自励，勿学士大夫之专工趋避，徒知说话耳。因为是自己的本国，关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对于将来种种问题，常是忧过于惧，虽炳烛著书，未能尽其什一之意，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我们虽生于东方，印度与亚剌伯的文字文化竟无力顾及，但能少少涉猎希腊日本的事情，亦只浅尝而止，昔日所言终未能实践其半，关于中国徒有隐忧，不特力不从心，亦且言不尽意，回顾过去的努力不过如此，其用处又复如何，此正是不可知的事，唯并不期望其有用而后始能安心的做下去，则其魄力度量须过于移山的愚公始可耳，我辈凡人能否学到几分，殆是大大的疑问也。
（乙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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