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9)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30)
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31)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①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③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④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⑤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⑥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⑦中央军委致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⑧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⑨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⑩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⑾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⑿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⒁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⒃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⒆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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