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女性的人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是对她们加以同情，而且对她们的命运，考虑导向到什么地方去。
再其次，这部作品，有着比较精湛的艺术技巧。从结构、风格到语言，都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虽一般地说，它还没有摆脱旧说部的“俗套”，但有些地方已不完全是照“俗套”行事。比如说，照“俗套”应该白莲及第。作者偏安排他落第，从中又引出李若云，强调他们间的友情，通过李的推荐然后马上立“功”。作者在一些小地方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例如对衬：先有白莲的“男扮女装”，而后又有凌烟的‘女扮男装”。这些虽不关重要，却很有趣，等等。
这部作品的最大成就在风格和语言上面，一方面是接受和采用一些“词话”在刻画人物的丝丝入扣的传统手法；再一方面，适应弹词的特点，用精练的语言和优美的词藻敷衍开来，使作品发出光彩，不仅耀眼，而且音节铿锵。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节、每一句都到了“恰切无痕”。可是稍有瑕疵，并不妨阻引人进入神化的境界。这一个优点，《花笺记》如此，《二荷花史》也没有例外。这可以从广东很多的木鱼书中，别的没有象它那么获得众多的读者，而它的生命力却那么强，得到更多的人进行评点、题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刻本、俗本，就可以证明了。
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
这部作品的作者，一直到现在止，还没有更可靠的资料来证实是谁。根据《二荷·发端》所提到的：“倒罢清撙理罢琴，偶行荒径见苔侵，正系日来无事贫非易；老去多情病自深，寂寂曲栏愁倚遍，你话探奇谁解过山林？不如且把风流案，等我传些清话去人闻。”也只能知道：作者是一个贫穷的文人；作者是病老了，抓住这个题材来发抒自己的感情。至于姓名，从爱莲主人的评点，可以知道：“作者是麦先生；麦、白二字语音相近，恰好相借。”
爱莲主人的话，既是推测之词，我们只能姑妄听之。白莲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白莲的身世也许就是作者的身世，但也可能不是。因为既是文艺作品，不能象自传一样全系事实，否则就没有艺术的力量。但有一点可以见得到：作者读了《小青传》，猛烈地被撞击着心灵。这部作品，毋宁话，就是在这一感情的滥觞下产生的。爱莲主人的在祭小青文这一节上的评点有着：“吾曾观其传与诗，无不感叹欲绝。……想普天下万世才子，亦多同心，但不意于歌本而行之耳。闻作者十二三岁时，作此祭文，而声格套从欧公《祭石曼卿》等文得来，真是夙慧……。”这说明了：作者写这一部书的过程，最先是受到《小青传》的感染，于是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将出来。
作者写这一部书，很早就有过酝酿。诗文部分，可能在全部未动笔以前，就有过定稿，直至写全书，才把这些极精练的诗文，安排进去。
爱莲主人是什么人？现在也无从考定。在他所作的《序》中，有谓；“怀予生平少孤，自学无所提命，零丁孤苦，举世无知。”寥寥数语，是不能得到有关的线索的。他所说的“自恨不出里门，罕闻天下之事，日惟取此成书，细加考订”，也只能说明他多做—番“考订”的工作而已。
既然是爱莲主人“考订”过，很显然地，以前就有过未经他“考订”过的原本。可惜，现在已得不到。根据爱莲主人“评点”的本子，有些地方，还提到“原评”，象卷二《入耳关心》，就有三处列入原评。这是值得注意的。
“原评”是什么人作的？同样的没法考查。
除原本外，还有一个“俗本”，大约错谬很多，在爱莲主人的评点中，不断地举出“俗本”的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进行批评。这里无妨抄引一二。
卷一《春游遇美》一节，叙述白莲与李若云同游湘妃庙，见二荷在横塘上船。上端就批着：“俗本此处删去一篇绝妙文字，未曾上船，直写下船，一何可笑！岂知原本层次，写来一笔不漏。”
象上面这一类纠正“俗本”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不一一举出了。
《二荷花史》经过爱莲主人做了一番细致的考订工作。有些地方纠正了刊误，有些地方就人物的性格，加以必要的润色，确实使作品完美一些。但爱莲主人的批评，由于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有些地方是采用“色空”的观点来看问题有些地方是凭自己毫无根据的推测，因此，也就写下了好些庸俗的，甚至是荒唐的意见。因为这不是《二荷花史》本身的问题，这里不详细的加以论列。
现在的这个校订本，为了让读者自行欣赏原作，不再把爱莲主人的评点印出来，这对更正确来估计这一部名篇，也许比“先入为主”之见来得好些。
这一个校订本，主要的是根据丹桂堂《新刻评点第九才子二荷花史》的影印本。由于丹桂堂原刻已有许多错落，加上刻板因印刷年久，早就模糊，影印出来，也就更依稀莫辨，故同时又参照五桂堂的仿刻本，加以订定。文内，有些地方错落了的，或者意义不明的，或者不切合口语的，由于找不到原本，只得就可信的加以改正。
这个校订本，一定还有很多不妥的地方，诸高明斧正。《二荷花史》曾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只印了两千册，很快售完。我怍为校订者，曾收到读者不少来信，说买不到书，并对书中某些删节有不同的意见，我一直无法回答。没有想到，二十四年以后竟有另行出版的机会，让我说上几句话。
上面是我初版所写的“校订后记”，但在最后删节号里的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现在，我又重新校订一次，把上次版本中的错字、漏句和删去的，改正的改正，恢复的恢复，让读者比较完整地看到这本书的本来面貌。在工作上，陈逸飞同志加以协助，特此志谢。
对于广东木鱼书，附录我所写的一篇文章，以供参考。关于这部著作的研究和如何评价的工作，这仅仅是开始。我的看法只作为“一家之言”，用来抛砖引玉。
由于《大百科全书》的“曲艺卷”要我写释文，对这部名篇又多说了一些话，涉及产生的时代背景，大意如下：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李贽，袁宏道所倡导的“离经叛道”精神，曾经冲击维护封建统治的经书以及伪道学。这一股反礼教，反拟古的精神，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敢于“越轨”，敢于描写着一些人的真实思想，赞扬人性获得某些解放的多了起来。这种思想，到了清代中叶，并没有消失，并且逐渐地扩展开来，成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及其政治思想必然解体而产生的前奏。
该书作者，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种影响，因此在《二荷花史》中表达出来。好象乌云中一线闪电，倏然一亮。这一亮，有它可贵的地方，例如主人翁白莲一再藐视科举考试，最后“解下兵权转故乡”、“共接元侯归昼锦”，归隐了，有一定的思想性。但是从全书看，作者没有勇气和胆识，走上李、袁等人的道路，作为没落的子弟，最多发几句牢骚，说几句真心话，形诸《二荷花史》之中，又找不到出路，“经”固难寓，‘道’也难叛，很快又回到旧传统，仍然粉饰太平，唱了一曲不大欢快的赞歌，充分暴露出阶级的局限性。这不能不指出，《二荷花史》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
薛汕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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