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正范書的時間之誤，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陽的月份、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盜發竇武奏疏的日子，通鑑都舍范書而從袁紀。（二）可以訂正范書地名之誤，如和帝系葬于順陵而非慎陵，劉攽即據袁紀以糾正范書及李賢注的錯誤。（三）可以訂正范書謚號之誤，如舂陵考侯當是孝侯之誤。（四）可以訂正范書姓名之誤，如寒朗當作寋朗。（五）可以訂正范書職稱之誤，如樂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訂正范書史實之誤，如田況非敗於赤眉，而是赤眉戰敗，不得不轉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銓所說的那樣，「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存，自達於後也」。范袁二書各有其不可泯滅的史料價值，不可有所偏廢。清惠棟後漢書補注之所以能取得較大成就，就與大量利用袁紀的材料以考訂范書有關。
不僅如此，袁紀還保存了東觀記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傳佚文十五條，華嶠書之論四條。既讓我們能更多地窺知這些佚書的原貌，也推翻四庫館臣關於東觀記天文志已全闕的舊說。
無怪劉知幾曰：「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這一書一紀，相得益彰，以袁紀配范書，符合事實，絕非溢美之辭。
顯而易見，袁宏後漢紀這座有待進一步發掘的史料寶庫，是研究秦漢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後漢紀在史學上也頗具特色，有所創新。
首先，袁宏在荀悅「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寫作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撰述方法，以達到「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類書」，歸納起來有以下二種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類舉事，末尾概括為「某某皆此類也」的品題式結語。如寫王丹，則曰「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寫朱暉，則曰「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寫樂恢，則曰「其不念舊惡，恥交進趣，皆此類也」；寫周舉，則曰「其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其二，把時代相近而德行類似的人放在一起寫。如卷五類書嚴光、周黨、王霸、逢萌等所謂隱士；卷十一類書江革、毛義、薛苞等所謂孝子；卷十九類書任峻、蘇章、陳琦、吳祐、第五訪等所謂良二千石；卷二十二類書徐稚、姜肱、袁閬、韋著、李曇等所謂五處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于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時，涉及仇香、袁閎、黃憲、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黃元艾、賈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其善誘皆此類也」，接著又進一步類書與泰齊名的仇香、黃憲、陳寔三名士。于此袁宏合二形式為一，全文長達四千餘字，所敘人物一個個活龍活現，頗有傳神之筆。
自然上述方法處理得當，可以開拓編年史體的容量，使作者認為足以為法式的言行，更為集中地表達出來，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然而用之過度，則亦往往造成體例的不純，連綴而出的名人小傳，使編年史的特點為之減色。而袁宏喜歡品題人物，這種誇誇其談的名士作風，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導致寫作的失敗。于是，「類書」的成功也就與失敗相伴隨，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中。
其次，袁紀詳略有體，重點突出。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東漢始建國和漢末紛亂的歷史。兩個時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場，事件也千頭萬緒，錯雜紛紜。而袁宏宛如一個傑出的導演，把眾多的人物和複雜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條，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亂，文約而不漏，其駕馭史料的能力令人驚歎。其中關于赤壁之戰的描述，主要通過周瑜、諸葛亮、孫權三人的慷慨陳辭，展現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膽略和遠見卓識，最終以「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一句收尾，文字洗練，語言生動，寓大戰勝負於談笑縱論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發揮。它為司馬光寫赤壁之戰，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這二部分是袁紀的精華所在，也是最堪補正范書不足之所在。
再則，袁紀很注重論贊，全書之論共計五十五條（包括所引華嶠論四條），最長的達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計約一萬七千字左右，占全書篇幅的十二分之一，為歷來史書所僅見。
固然，袁宏之論以名教觀為核心，多迂腐陳舊之說，是魏晉士族腐朽世界觀的一個縮影。劉知幾批評他「務飾玄言，玉卮無當」，可謂一針見血！與荀悅尚能從經濟方面探求動亂之由，還知道重民務實相比較，他的名教觀可以說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論，撇開其名教觀，其中也間有佳篇。
如袁宏紀卷二十二論風俗變遷，上下縱貫近千年，筆勢放縱，較客觀地反映了從春秋至漢末之風俗變遷的概貌。被後人推崇的范曄黨錮列傳序，其中兩漢風俗部分，實取資於袁紀。
另外，如他肯定學術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襲，主張諸子百家，各存其說，不必強求整齊劃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觀點，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讖緯之虛妄，還借用賈誼之言，主張禮制非天之所設，乃人之所為，不修則壞，損益宜隨時，其強調人為的作用和順應時代而改革的看法，無疑是可取的。同時他又主張神道設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難釋疑的時候，當借助鬼神的力量來應變適會。他說：「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見，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種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東西，他更強調人的作用，把神道作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比起迷戀天人感應及圖緯讖記的神學家來，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點實用主義。
不難看出，袁宏後漢紀是一部可與荀悅漢紀相匹敵的編年體斷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袁宏後漢紀的流傳幾經波折，不絕一綫，迄今尚無善本。
早在宋代，後漢紀的刻本已「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可句讀」。祥符中之錢唐刻本和紹興中之浙東刻本，今已不可得見。至明初，袁紀「尤所希覯」，以至成弘年間呂柟校刻荀悅漢紀時，竟未能刻及後漢紀。幸賴嘉靖黃姬水刊本和萬曆南京國子監本，才能使我們得以看到後漢紀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脫訛滋甚，令人遺憾。
清康熙年間襄平蔣國祚、蔣國祥兄弟取黃本與南監本互校，復採范書及章懷諸注為證，祥加考校，寧闕勿妄，號稱近代精本，不愧為袁紀功臣。而陳璞言其「校改黃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誤改」，也確系事實。故陳璞于清末取陳澧、果親王所校之黃本與蔣本對校，複用東觀漢記、魏志裴注、范書章懷注、續漢志劉昭注、通鑑考異諸書校正之，遂刻之于廣東學海堂。惜其未見南監本，且識見不高，所獲亦甚少。此外尚有龍溪精舍刻本，乃依蔣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叢刊本則影印明本，實黃本之濫觴，從廣流布，而與校勘無補。
鑒於上述情況，以康熙蔣氏本兼取黃本、南監本之長，校刻較為審慎，故取其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圖書館所藏之經果親王、陳澧批校的黃本、明馮班批校的南監本與之重校一過，兼取學海堂本、龍溪精舍本、四部叢刊本之長，盡己所能以恢復後漢紀之本來面目。
在已故導師陳直先生的關懷下，此項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餘。雖兢兢業業，不敢少輟，然而學既不廣，識見亦淺，率爾操觚，疏謬之處，實所難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顏。今以此稿奉獻讀者，實為拋磚引玉，力促後漢紀這一優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視，使之重放異彩。校注不到之處，懇請讀者不吝賜教。
最後必須一談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學歷史系師友的關懷和幫助。其中張豈之、林劍鳴、戴南海、楊繩信諸先生從業務上多有指教，而游欽賜、張天杰諸先生又在工作上給予照顧。此外，北京圖書館的李致忠、薛殿璽二同志及善本書室工作人員，在圖書借閱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張榮芳同志在百忙中，代為抄錄了陳澧東塾遺稿中讀後漢紀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閱全稿時，又多有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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