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星期六岂明老人请吃午饭，几位酸朋友碰到了一起，就不免乱谈了许多酸话。其中有一段，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关于中国人说外国话这一个问题。
记得三年前在巴黎时向某先生说过，“我回国后一定不说外国话，且将榜于门曰：不说中国话者不入吾门。若有外国人来看我，能说中国话的就说，不能说的自己带了翻译来”。当时某先生听了，只是一笑置之。
回国后，也很想把这古怪主张提倡提倡，无如一说出口，便碰了一鼻子的灰。甚至于有一次，我向一位朋友说“做中国文章，不该把无谓的外国文字嵌入（必要时当然要嵌）”，也被那位朋友痛骂了一顿，而那位朋友却是不大懂得外国字的！
同时外国字之在中国，仍日见其欣欣向荣。纸币和钱币的后面照例要有外国字；报纸照例要有一个外国字的译名（音译或意译）；大一点的铺子照例要有一块外国字的招牌，尤其是古董铺和绸庄；有许多小铺子的招牌，不但声音译错，字义译错，连字母也都写错：N错作И，S错作∽，……这才是糟糕透顶！
我不知道这是何种心理的结晶。若说为便于外国人起见，不得不如此，我却看见许多人，名片背面刻着煌煌洋文，自己却没有半个洋朋友，甚至于永世没有递进名片去拜见洋人的机会，——凭空画上几条蛐蟮丝，岂不是白天闹鬼！
能与洋人发生关系的，无过于纸币或钱币了，因为洋人来到中国，一上岸就得用中国钱。但是，日本的纸币和金币上，并没有西洋字，西洋人到了日本，并不发生什么困难。中国的“老袁头”上也没有外国字，你若把雪白的老袁头送给洋大人，洋大人一定笑嘻嘻的和你拉手，决然不给你外国火腿吃。然则洋人之于钱，亦甚“高能”，固无庸先生鳃鳃过虑，为之锦上添花也。
而且，就便利洋人说，也该把所有的洋人都顾到，不该只顾着某一种的洋人。现在所用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英文，英美人是便利了，英美以外的德法俄意等国人又怎么办，欧洲以外的印度波斯土耳其等人又怎么办？难道英国人该便利，别人不该便利么？你若说英语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或者说英文是世界上最通用的文字，我就要老老实实向你说：你能骗人，不能骗我。不信你到英美以外的各国都会里去调查调查，究竟懂英语英文的，一百人中能有几人，一千人中能有几人？
钱币等物上并列两种以上的文字的，除中国外，我知道只是南洋一带有这怪现状。但南洋一带的情形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独立的国家，南洋一带是被欧洲各国所宰割的殖民地。在殖民地上，有主有奴，所以钱币等物，必须数种文字并列，使主奴均便；其余报纸名称，商店招牌，也都有这样的需要。中国境内各租界和北平使馆界里，路牌用中西文字并列，门牌用阿剌伯码和中文并列，或只用阿剌伯码而不用中文，已是此种殖民地现象的见端（但我并不反对用阿剌伯码，因为这已是世界的公物，不是某一国的专有品了），在有心人看了，正应痛心疾首。而不料另有一部分人要先意承志：人家还没有能把我们看作殖民地上的奴才，我们先在此地替他作预备功夫，此诚令人凄怆感喟，欲涕无从也。
（附带的请求）承《世界日报》记者吴范寰先生的好意，叫我做一篇文章，预备刊入双十节特刊，我就在此磕头请愿：
吴先生！劳驾，您把《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底下的两行蛐蟮丝从今天起取消了罢！在这大吹大擂的国庆之中，也是一个很好很痛切的纪念会啊！
现在要回说到前星期六几位酸先生的谈话了。
在这一点上，首先发言的是敝酸先生；敝酸先生的谈话，还同三年前在巴黎向某先生说的话一样。
接着有一位酸先生说：“不差，这一层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在外国时，自然应当说所在国的话。现在到了本国，每逢一个外国人来见，仍旧要说外国话，似乎我们做中国人的，无论在中国在外国，每见外国人必有说外国话的义务，想起来真有点气闷。”
于是敝酸先生说：“本来我们到外国去，一上岸就该说外国话。要是现在也采用这方法对付外国人，恐怕外国人太不便了。最好是定出一个期限：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不满一年的，我们可以同他说外国话；满一年以上，就非说中国话不可。”
于是另一位酸先生说：“一年的期限恐怕太短些。因为外国人学中国话，的确比中国人学外国话难一点：一年中所能学的，恐怕只是些普通应酬话，若要说学术上的话，至少也该有两三年以上的功夫。”
于是敝酸先生说：“这也是事实，但尽有方法可以补救，便是定普通应酬话的期限为一年，定学术话的期限为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后，三年未满，遇讨论学术时，仍许外国人说外国话，中国人却用中国话回答（双方通信，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要知道中国话是否难学是个问题，外国人愿不愿学又是一个问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仍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有许多留学生所娶的洋婆子，同她老公在一张床上爬上爬下睡了几十年，直到儿女满堂，寿终正寝，还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这难道是学不会？干脆说来，只是不肯学而已矣。他们之所以不肯学，不是善意的，是恶意的。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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