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之仰给，邦几之赋，岂足克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章，或约齐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而资宿饱。乃有穿渠凿河，乘便利之势；创法立制，极机巧之恩。斯皆贤者之心术。古人之能事，至于成败之殊致，劳逸之异宜，亦开卷而可见也。
【程氏遗书】
饣鬼运之术，虽自古亦无不烦民，不动众而足者然于古则有兵车，其中载糗粮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国又不远敌。若是深入远处，则决无省力。且如秦运海隅之粟以馈边。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来今日师行，一兵行，一夫馈，只可供七日，其馀日必俱乏食也。且计之须三夫而助一兵，仍须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则一日乏食。以此校之，无善术。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后用者，知此耳。
【能改斋漫录】
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盖天下漕米，多取于东南，而东南之米，多取于江西也。陈止斋集：本朝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十五丈河，历陈济及郓，至京师。四河所运，惟汴河最重。
【汉唐制度】
汉初转漕巴蜀租岁，以给关中。天下既定，国用浸广。于是岁漕关东粟，以给中都官，然亦不过数十万而已。至武帝，则四百万石，后又益六百万石，大抵多转于山东诸郡。志云，致粟山东，岁益六百万石。《杖乘传》云，转粟西向。当时有欲开褒斜道，以致汉中谷者，以水多湍石不通船，漕则知已蜀道险，以车转为便。而集于京师者，不可多致。关东山东诸郡，道从渭水而上。自郑当时开渠之后，漕粟益多。考之于史，独河东有根仓，泾仓，荥阳有敖仓。河南以东置漕船五百艘，则东方诸郡，其粟自远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级节而入都矣。若夫主漕之官，主于侍御史，汉宫仪侍御史，出督郡漕运军粮。总于大农，而分掌于太仓令。在外则以县令而将漕，卜式。或以剌史而护漕，朱博。无定负也。惟江淮粟米，去长安逾远，诸侯自为封植而已。故吴王之反，自谓聚粮食三十馀年。而枚乘之说云，汉家转粟西向，不如海陵之仓。以是知汉仓多在于山东，而不在江淮矣。皇都汴都，四方所辐凑，水陵俱便，过于汉家。在于今日，蜀汉之票，顺流而下，以供荆囊之军食。江淮闽浙之舟，水运而上，无复难致之险。较之于汉，孰为得乎？
【经史百家制度】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漕运东西南北之粟，不过五百里之内，足以自供来舆服御宗庙百官之奉，犹以其馀置封国焉。虽有征讨之役，师行千里。巡守之事，遍至四岳，尚不责天下以取办也。《禹贡》所载，入谓河之类，不过是朝廷之路，币帛九贡之物，所以当时漕运不曾讲。战国以来，兵革不息，于是漕之术起。竭土地之所有不同，远近以应上之输。然犹是出征转输之漕。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病。而国都之漕，亦是未讲也。自汉唐置都于关中，视东南远者，或数千里，阻山绝江，风气不接。而转漕天下，以给京师者，盖非特用兵之时也。平居无事，不能讲先王均节之政，不为分畿制域之法，奢侈耗费，推其所有而致之。古人所谓以千八百国之租税，奉一人而不足者。皆由兴利之臣，讲明漕运之尽，而天下于是困弊，郡县于是空乏矣。盖汉自文景以前，唐自明皇以前，京师之用，犹能取足于近郡。而建元天宝以后，凿渠通道，缘山转海，如郑当时开漕渠，倪宽开六辅渠，皆是见京师用粟多。故与之讲求规画。而卜式为成皋令，亦以领漕而课最。以武帝之多欲，而兴利之臣，又与之毕力尽智，以运致天下之所有。则武帝之多欲，安得不与财利俱长耶？按《食货志》，高祖之初，转漕东关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及宣帝时，耿寿昌为大司农中丞，乃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西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故事正指武帝之时，比之汉初，不知其几倍也。武帝虽穷奢极侈，一时兴利之臣，以求满其欲者，其罪可胜诛哉！立法有常经，而处事无定谋。经不常，则非古人裕国之善政；谋不定，则非古人通变之良事。天下之事，固不可执一定之法以应之也。执一定之法，以应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始胶矣。漕运之法，自汉唐以来，讲之尚矣。而在今日，则尤不可不讲也。然或广，或省，或籴，要当随其费之多宽，而察其时之丰凶，固不可执一定之法。曰，吾将专于省，专于籴也。世之儒者漫曰，转输劳民，利病百出，吾将求所以省之术，而为和籴之计。夫未尝深思熟计，而姑为一切之谋。及夫百官六军之奉，有司用度之费，不可一日缺。而畿甸诸州，脱有水旱。富室垂磬，民无聊赖，则转手无策，而其术遂穷呜呼！是固不可执一定之法以律之也。昔者汉人岁关东之粟，岁数十万石以给中都之费。唐人岁漕江淮之米，至一百八十万石，以备关中之食。故自汉历唐，而运漕之法，遂为永制。夫郡国之粟以供上都，自后世而言，亦可谓经常之法矣。嗟夫漕运固良法也，或有时而不给者，则尤不可不为之虑也。故古人于此，必用其权焉。何则？谷粟之备，既不能办于仓卒之间，而丰欠之不常，又不能责验于天时之难必。故夫思所以为裕国之计，而不敢专恃夫漕运之常，给者则吾所谓处事之良策者，要不可不亟图而早定之也。切观国家驻跸吴会，取给于东南，以转饷于行都者，亦既有年矣。然顷山歹以来，东南时遇小欠，则漕运虽有馀积，而不能不以匮告。故议者虑焉，将以广漕运欤？则东南民力竭矣。而漕运未易广也，将以省漕运欤？而百司六军仰给于此，则漕运亦未易省也。是将何术而可？昔者汉人欲籴三辅之谷，以省关东之运。且欲令边郡筑仓以平籴。唐人欲籴关东之米，以减京都之运。且欲委三官和籴以备边。今日亦既举和籴之令，以为省漕之计矣。则吾所谓处事有良策者，其和籴之谓乎？夫漕运为害，州郡之害，厥今甚矣。百城万艘，舳舻千里，风涛之突荡，道理逗遛，旷日持久。州郡之费，不计其多寡矣。比至京都，篙师之窃盗，雀鼠之废蠹，湿恶之折阅，操千金以入胥吏之门而免矣，不知孰受其咎邪？愚为今之计，莫若捐内帑数百万，浙之东吴之会，凡并海之郡，商贾贩米奔辏之处，付之郡守，而使之招籴。略转船之制，广为储蓄，以俟上之命。无拘其限，以宽其集。无抑其价，以诱其来。夫丘夷而渊实，川竭而谷虚。纵有水旱，而可以坐致天下之米矣。夫吴越去京都特不远也，山歹终令各上已籴之数，然后会吾之盈虚，而徐取焉。所籴之米羡，则运漕之米，可以尽计而省之矣。若夫边郡之利，则亦未易概而论也。屯田之利，凡几年于此矣。赵充国之计，晁错室庐器具之策，其他如魏束束祗唐，李泌区画至纤悉，固非庸儒空谈之比也。上之人能择边郡之守，无拘之法，随其风俗，而各以意行之，又岂有难成之事哉？此又边郡省漕之一策，然皆不可执一定之法也。随时变通，裁制在人，此执事之论也。
【制度详说】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东西南北所贡人者，不过五百里。诸侯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运之法不备。虽如《禹贡》所载，入于渭，乱于河之类，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所以三代之时，漕运之法，未甚讲论，正缘未是事大体重。到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战。是时稍稍讲论漕运，然所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至于国都之漕，亦未甚论。且如《管子》所论，粟行三百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皆是出征转输，至期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故当时亦尚未讲论。惟是后来，秦并诸侯，罢五等，置郡，然后漕运之法，自此方详。秦运天下之粟，输之北河。是时盖有三十钟致一石者。地理之远，运粟之多，故讲论之详，方自此始。后来历代最盛，无如汉唐。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山歹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所以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盖缘当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当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间杂。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于天子。是时所谓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如贾生说是汉初如此。至汉武帝时，亦大概有名而无实。其发运粟入关，当时尚未论江淮。到得唐时，方论江淮。何故？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远，开垦者多，粟不入京师。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诸侯自封殖。且如吴王氵鼻作乱，枚乘之说，言京师之仓，不如吴之富。以此知当恃殖利自丰，不是运江淮之粟。到唐时，全倚办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皆自归散于田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后，府兵之法已坏。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坏，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都不曾见于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于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见于中睿明皇之时，正缘汉武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后，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后，如河北诸镇，皆强税赋。不领于度支。当时有如吐蕃回讫为乱，所用犹多。镇武天德之间，山歹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之远，此法遂坏。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国计于是足。所以唐人议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韩氵晃运米岁至，德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于此，如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物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氵晃由漕运致位宰相，李因漕运飞杨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所谓汉漕一时所运，临时制宜，不足深论。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广济河至京师。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条河至京师。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何西之粟，江无阻。及入汴，大计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门白波入关，自河入汴，入京师。虽惠民广济，来处不多，其势也轻。本朝置发漕两处，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陆路转输之劳。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门，舟楫之利。若其他置发运，如惠民河，广济河，虽尝立官，然不如两处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所专倚办江淮。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时，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自真方入，般即下贮发运司入汴。方至京师，诸州回般，却自真州请盐，散于诸州。诸州虽有费，亦有盐以偿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来，迟速必视风势。本朝发运使相风旗，有官专主管相风旗。合则无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迟速，何故以风为旗？盖缘风动四方，万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风旗。真州便是唐时杨子江。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运法未坏，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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