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念符咒，以为有益于人心世道，而演义说部则视若正史，大是奇事。一般士人能作诗文，谈性理，似非民众所能企及，但除此而外，其思想感情殆无甚大差异。史传中朱温之恶甚于曹操，张弘范吴三桂辈之恶甚于秦桧，老百姓不读史，只听演义，故不知曹秦之外尚有朱张吴等，士人读史而亦只信演义，故知有朱张吴而亦仍只恨曹秦，其见识结果与老百姓一样，但白多读了许多书而已。照这样情形看来，最先应做的乃是把中上级的知识提高，随后再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接近，减去小说教育之势力，民智庶几可以上进。至其方法，不过在于使士大夫知道正当读书之法，即是史当作史读，小说当作小说看而已，别无其他巧妙，所难者只是千年旧习不易猝改，又学徒众多，缺少良塾师忍坐冷板凳而为之指教耳。
总而言之，中国现今本来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还是旧秩序，那是当然的事。要打破这个浑沌情形，靠外来思想的新势力是不行的，一则传统与现状各异，不能适合，二则喧宾夺主，反动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还是自发的修正与整理。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谊之事功化。中国儒家重伦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过，以至小羊老鸦皆明礼教，其意虽佳，事乃近诬，可谓自然之伦理化，今宜通物理，顺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类生存之道，自更坚定足据，平实可行。次则儒者常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固亦甚佳，但个人可以用作修身之准则，若对于家国人民，必须将道谊见诸事功，始能及物，乃为不负，否则空言无补，等于清谈也。上述两点原来也颇平凡，看去别无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极是切要，可是也非常难办，比两极端的主张为尤甚，盖中庸的做法在旧的嫌过激，新的又嫌保守，大抵两不讨好也。此事还是着重在知识阶级，须是中学教得好，普通学科皆能活用，常识即已完具，再予以读书之指导，对于古今传承的话知所取舍，便可算成功了。中坚层既已造成，再加推广当不甚难，甓园居士的理想乃可实现，否则骑瞎马者还是盲人，与庚子前后情形无大差异，民智与民生之改进仍无希望。我时时想起明季的李卓吾，他的行为不免稍有怪僻处，但其见识思想多极明白通达，甚不易得，而一直为世人所恶，视若二毛子，无非因有带有思想革命之倾向耳，由是可知此种运动以至提倡实大不易，我辈现今得以略略谈谈者，实在乃民国之赐，正不可不知感激者也。
（民国癸未十二月大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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