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三个例子。第一是莱布尼兹①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使他不仅比笛卡尔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须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可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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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是理性主义的殿军。
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注解，他并不象休姆①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的，他在这个意识重大的注解中开始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尚未脱离这些界限）。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②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于逻辑的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之最后一项伟大的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罢了。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的革新中时，其中是否有任何原本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
是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是有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而感激，同时也感到讶异；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兹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性，以及一般可被称之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会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较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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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反对因果律的经验主义者。
②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是绝对的观念论者，他企图以辩证法来解答一切的问题，而且还以为真的“解答了”一切问题。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曾像黑格尔【經敟書厙】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和所有的拉丁民族相形之下）不将一切归因于那些“是——”，而归因于其意义更深而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于“存在”之概念的妥当性几乎毫不相信。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事例，因为我们并无意对人性的逻辑，亦即逻辑本身，亦即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的，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
第四个问题是，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的，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将会发生的事务乃是确然可以预见的；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亦即，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反之，倒是德国人（那些与叔本华同一时代的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之神性。
身为哲学家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之非神性乃是可明了、可探知，而且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作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常会失去哲学之沉着而变得十分激动。由此便可看出他那全然刚直的性格，他对“绝对而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欧洲意识最后而艰苦的胜利，亦是二千年来对真理之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于上帝之信念的那一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之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之道德观念自身和诚实的理念，甚至也日益谨严；无论其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之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是神的善与眷顾之明证，乃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是对世间之道德次序和其最终目的的一项证言。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则似乎每件事皆是天意，或者是神之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事素；凡此种种皆已成为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较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和可耻的，同时也是虚弱、衰退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如此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之自我征服者的后裔。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以其对于叔本华的问题之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
自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的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親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这属于次叔本华悲观论之较为特殊的难处下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在此，我无意暗示艾德华·凡·哈特曼（eduardvonhartmann）这个人；相反的，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或许并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最后甚至还“遗留”给他们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诈欺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自身多么久！
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其实际辩证之不幸和“个人噩运”为乐的班森（bahnsen）之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属于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用以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尤其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于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chǔ]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变得令人作呕）。无论是班森或艾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提供我们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
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世界已在他眼中变得愚昧、盲目、疯狂，更充塞着种种的问题和困扰。而上述诸人之无法解释此一悲观的看法究竟只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例外呢，还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值此情况之下，其余处于最显著的位置者，诸如我们英勇的政策和兴高采烈的主战派（意即果断地以一项毫不具哲学观点的原则来评判一切——译注）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论证。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之身份，而非德国人。三五八、低阶层者对精神之反抗
欧洲人发现自身处在一片辽阔的废墟中，其间某些东西仍高踞不下，有些则逐渐转为腐败隂暗，而大部分均已倾圮倒塌；这情景倒是很美——我们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些断垣残壁更美的景物呢？——四处还蔓生着高矮参差的野草。这儿是一座荒城的教堂废墟，我们目睹这座雄伟宗教建筑倒塌毁损，被夷为一片平地，人们对神的信仰已被推翻，基督教禁慾主义的理想也在作最后的挣扎与奋战。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坚固的宗教建筑物——也是硕果仅存的罗马建筑！——它当然不是毁于一旦的，而是经过日久天长的地震摇撼，各种精神力量的贯穿、挖凿、噬啮和腐蚀，因此才造成整体的毁灭。
然而最令人纳罕与不解的乃是：当初贡献出最多最大的心力以保存维护此一教堂的人，竟然也是最不遗余力摧毁它的人——德国人。看来德国人实在并不了解一座教堂的本质和精髓何在。难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吗？还是因为信仰不坚才导致如此结果呢？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教堂的结构一概都是基于南欧特有的自由与慷慨的精神，同时也基于南欧人对自然、人类和灵魂的怀疑——另外也基于对人类经验的认知，这一点恰与北欧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就其时间的长久，或其所牵涉的范围来说，都是出于以“单纯”对抗“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一点，这乃是一种粗鄙但却老实的误解，颇值得原谅——人们并不明白一个胜利的教会之表达模式，而只见到它腐败的一面；他们误解了怀疑主义的高贵本质，错怪了每一个成功自信的教会权限之下所能允许的，几近奢侈的怀疑论调和包容力量。人们常常会忽略目前和一切基本问题的事实，即马丁路德被授与了不该具有的过分权力；他不但是个无可救葯的短视者，更是个迷信而轻率的人，尤有甚者，他虽然发迹于人群之中，却缺乏来自领导阶层所遗传的特质，也毫无运用权力的天赋；因此他的一切努力和意慾重整罗马教会的企图，最后只落得一个并非有意，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展开毁灭行动的错误。
是马丁路德以真诚的愤慨将老蜘蛛经年累月所细心织成的扎实密网一扯为二；是他将教会中神圣的书籍分发给每一个人，而这些书籍终于落入了文献学者的手中，也就是说，每一种信仰的废除者角色都是由书籍来扮演。是他恢复了教士性生活的权力——但是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坚信在性方面不同于众的男人，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这一点正可无误地指出：人们大多持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亦即深信超人的存在——奇迹终会出现——芸芸众生之中必能有救世主应世而出，这些观念并非没有经过精心刻意的鼓吹提倡。马丁路德准许教士娶妻之后，教士也就丧失了听教徒告解的权利，这么一来，无异使教士抹杀了自身的价值，而教士最深刻的价值便在于他们有着一双神圣的耳朵，并且守口如瓶——严谨地保守教徒的秘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士。”——这项箴言背后隐藏的却是马丁路德对“高等人”的仇视，至于“高等人”的规则，又正是教会所一手订下的。马丁路德对自己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寻求的理想，不承认和自己有何关系；而对于堕落腐化更是厌恶之至——持着奋斗到底的决心。事实上，这个不可理喻的教士废除了hominesreligiosi的规矩；因此，他所提倡的教会规范，和他所极力反对的社会规范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便是所谓的“下层反抗”。
至于马氏的改革运动，演变到最后，或好或坏也大致可视为盖棺定论了——但谁又会天真到果真仅以此结论来决定对他的毁誉？马丁路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是“无知的”。如果人们愿意听信一项指定的道德说词，那么若要使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精神层面转变为肤浅的话，无疑的，就得赶在马氏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先采取措施才可。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便需抛弃安定，进而使精神生活、渴求独立的心愿，以及坚信有权追求自由和“自然”的心态动蕩不已。若是人们想将宗教改革归功于今日所称誉的“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好处，他们就还得再加上一点说明，即现代科学也使得现代的学者堕落了，因为他们缺乏崇敬之心、羞耻之心和一种深度；现代科学还需对所有的天真率直和知识方面的坦白负责，简言之，这就是两世纪以前尚被视为怪异，而迄今悲观主义仍未能令我们感染的“庶民精神”。
“现代观念”也属于北欧的下层反动人士，以对抗南欧较冷漠、混淆而怀疑的精神——他们最伟大的纪念碑是建筑在教堂内。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教堂究为何物，尤其是在和各种“政体”相形之下。教会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组织，它保障了阶级最高、也最精神化之人的安全。教会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阻止一切粗劣之权威的滥用，单就这一点看来，无论如何教会都是比“政体”更为崇高的组织。三五九、报复知识以及其他的道德背景
道德——认为它最具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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