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
孔门七十多个高足弟子中，端木赐(子贡)是最富有的。
而另一高足弟子颜渊箪食瓢饮，栖身在狭窄的巷子里。
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同他平等行礼。
但孔子认为颜渊贤能而指责子贡，说：“颜回这人呀，他的道德学问也算是差不多了，家里经常揭不开锅，但乐在其中。
端木赐不顺从天命，去学作生意，猜测行情，倒十拿九准哩。”白圭是西周国人。
当魏文侯在位时，李悝致力于尽地力之教，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所以他搞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经营。
他能做到不讲究吃喝，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做事的奴仆同甘共苦，抓紧发财的时机就像猛兽搏取食物时那样迅速敏捷。
所以他说“：我干经商发财致富的事情，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膑、吴起用兵，商鞅推行法律那样。
所以，如果一个人智够不上与我通权达变，勇不能够做出决断，仁不能够正确取舍，强不能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发财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发财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猗顿以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积起家业，其富有可与诸侯王相提并论。
乌氏蠃经营畜牧业，待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统统卖掉，用卖牲畜的钱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
戎王还赠他十倍等于所献物品买价的东西，给他牲畜，所给牲畜多到用谷子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
秦始皇诏令乌氏蠃位同封君，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入宫朝拜。
巴郡寡妇清，她的祖上得到丹砂矿，独揽其利好几代，家产也多得无法估量。
清寡妇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买通各方，借以自卫，人们不敢侵犯她。
秦始皇把她当做贞妇而待之以宾客之礼，并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秦汉诏制，列侯封君享受租税的标准是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
享有一千户的封君，一年的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别的诸侯和祭祀、馈赠等费用都要从这二十万钱中开支。
普通百姓———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按照利率一年也可得利息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则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二十万钱中开支，这样的人家，喜欢穿好的、吃好的。
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在山里拥有成材木树一千株。
安邑千株枣树；燕、秦千株栗子树；蜀、汉、江陵千株桔树；淮北、荥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千株楸树；陈、夏千株漆树；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子；以及大国中有一万户的城市，城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以及千亩报卮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财产的人，其收入都可与千户侯的收入相比。
民间谚语说：“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文采不如当街做买卖。”这说的是末业，是贫穷之人为致富所凭借的手段。
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一年之中，酒家酿酒一千瓮出卖，醋酱千缸，饮浆千儋，屠剥牛羊猪皮千张，贩卖谷物千钟，柴草千车，拥有船只的总长千丈，大木材一千根，竹竿万根，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涂漆木器千只，铜器总量千钧，未漆的原色木器、铁器及卮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二千只，奴仆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绵絮、细布千钧，有花纹图案的彩色丝织品千匹，粗布或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豆豆支千合，鲐鱼、鎦鱼千斤，杂小鱼千石，腌咸鱼千钧，枣栗三千石，狐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毛毡毯千条，还有水果蔬菜千钟，利息钱千贯，牙商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不太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拥有以上某项财产或经济收入的人也比得上千乘之家，这是大概情况。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
秦国攻灭赵国时，迁徙卓氏到蜀郡。
夫妻推着小车前行。
那些同时被迁徙的人，稍稍有些余财，便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把他们迁徙到近处，结果被安排在葭萌县。
惟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贫脊。
我听说岷山下是一片肥沃的田野，地里生长着大芋，有此物充粮，人到死也不会挨饿。
那里的百姓又善于交易，做买卖方便。”于是请求迁到远处。
结果被迁到临邛县，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冶铸，并动脑子计划筹算，在滇、蜀百姓中做生意，成为大富翁，乃至于拥有奴仆八百人，享受的田池射猎之乐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被秦国从山东迁徙到西南地区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把铁器产品卖给当地蛮族，其富有程度与卓氏相等。
程郑、卓氏衰落以后，到汉成帝、汉哀帝年间，成都的罗裒的资财达到万万钱。
起初，罗裒在京城做生意，随身携带有几十万钱，后达到一百万钱，替平陵人石氏掌财。
这人非常努力。
石氏的资财仅次于如氏、苴氏，对于他亲近信任之人，拿很多的资财送给他们，让他们往来于巴、蜀做生意，几年间达到一千多万。
罗裒拿出一半的钱财送给曲阳侯、定陵侯，依靠他们的权势，借钱给郡国，人们没有谁敢不还的。
他独揽盐井之利，一年所得是自身钱财的两倍，于是使他的钱财增多了。
宛县孔氏的祖上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
秦国消灭魏国之后，把孔氏迁徙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又规划陂池，驱动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趁机牟取商业利益，博得了游闲公子乐善好施之名。
但他赚到的钱很多，大大超出施舍出去的那点钱，胜过斤斤计较之辈，家中财富达到几千金。
所以，南阳地区的商人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手脚大方。
鲁地民俗俭约吝啬，而丙氏尤甚，他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
但他家不管老少都要遵守一条家规：低头抬头眼睛都要盯着钱，一举一动都要得到利。
他家放债、做买卖遍及郡国。
邹、鲁地区因这个缘故很多人都离弃文学而追求发财。
齐地风俗是贱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喜欢他们，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头痛的，惟有刀间收留，让他们追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者让他们驾车乘马堂而皇之地去结交郡国守相，而刀间更加放任他们。
终于得到他们的助力，积起财富几千万钱。
所以人们说“宁爵毋刀”，说的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肥，而又能让其为他卖力。
刀间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地方姓伟的财产也达到五千万。
周地人本来就很吝啬小气，而师史尤甚。
他以车载货做买卖赚钱，车子数以百计，在各郡各诸侯国经商，无处不到。
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富有人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而不入家门。
能使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弄到万万钱。
师史衰落以后，到汉成帝、汉哀帝、王莽时，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的资财也达到万万钱。
王莽让他们都做了纳言士，想效法汉武帝，但不能得到他们的好处。
宣曲地方的任氏，他的祖上担任过督道仓守吏。
秦朝衰败之时，豪杰争相夺取金玉，而任氏独去窖藏仓库的米粟。
后来，在楚汉鏖兵于荥阳之际，百姓无法耕种田地，每石米的售价达到一万钱，豪杰的金玉统统转归任氏，任氏以此发了财。
富人争相奢侈，而任氏放下有钱人的架子节俭度日而致力于农田畜牧。
田地和牲畜，人们争着要价钱便宜的，任氏却专要贵而好的，任家富有延续几代。
但任氏有家约规定：不是由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东西不穿不吃，官家公事没完成则不得饮酒吃肉。
因为这成为乡里人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又尊重他。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之际，只有桥姚得以有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
吴、楚七国之乱刚发生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军队出关作战，他们向高利贷者借贷，高利贷者认为关东镇压七国叛乱的战事胜负未决，没有谁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贷给列侯封君，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息。
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了十倍的利息，因此富敌关中。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家族，如田墙、田兰。
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也都有万万钱家财。
前面的富者衰落以后，自汉元帝、汉哀帝到王莽时为止，京城的富人杜陵的樊嘉，茂陵的挚纲，平陵的如氏、苴氏，长安卖丹的王君房，卖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他们是天下拥有很多资产者。
樊嘉五千万，其余的人都达到万万钱。
王孙大卿用财养士，与英雄豪杰交往，王莽起用他担任京城司市师，是汉朝的司东市令。
上述这些富豪都是显著有名的人物。
其余郡国富民从事各种行业而获利，用财货送人抬高自己身价，在乡里取得敬重的人，不可胜数。
所以秦杨靠种田务农而为一州首富，翁伯靠贩卖脂粉而富倾县邑，张氏靠卖酒料而极度奢侈，质氏靠磨刀而富到列鼎而食，浊氏靠产销胃脯而富到车马成行，张里靠给马治病而富到鸣钟佐食，这些都超过了法律制度。
但他们总是遵守事业，积累赢利，才逐渐而成为富有者。
至于蜀郡的卓氏，宛县的孔氏，齐地的刀间，是公然独揽山川铜铁鱼盐的商贾之人，开动脑筋计算筹划，在上争夺君王的利益，在下专取百姓的产业，他们都陷入到越出常轨过分奢侈的罪恶里。
又何况挖掘墓葬、打劫击杀，用诈取强夺手段发财致富的呢！曲叔、稽发、雍乐成这些人，竟还与良善之人齐齿并列，损丧风化，败坏风俗，这是导致大乱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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