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经》、《书经》，善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成帝让他在宦者署候命，成为一名黄门郎。
河平年间，刘歆同他父亲刘向接受成帝诏令，主持校勘皇家所藏的书籍，解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刘向死后，刘歆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
哀帝刚即位时，大司马王莽因刘歆乃宗室子弟，且有才有德，举荐他担任侍中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
此时的刘歆位尊而为君王所亲近。
接着，刘歆主持修编《五经》，以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
于是，刘歆汇集六艺群书，分门别类，编纂成《七略》。
事情记在《艺文志》。
刘歆和刘向最初都研究《易经》。
宣帝时，皇上下诏命令刘向研究《谷梁春秋》。
十多年后，刘向对《谷梁春秋》的内容已非常明白、熟悉。
到刘歆校勘皇家所藏之书时，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
刘歆对这本书非常喜欢。
这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与刘歆一起校勘经传。
刘歆略微向尹咸和丞相瞿方进请教了一些关于《左氏春秋》的疑难问题和字词的意义。
当初，《左氏传》大多是古字古言，学者们解释经文的著作不过是解释字义而已。
到刘歆研究《左氏》时，他引用解释经文的著作来解释经典，相互引证，推陈出新。
这样，解释经文的著作既有经文段落句读，又有经文总的精神。
刘歆沉迷于谋议之中，他们父子两人都喜欢古文经书，都博闻强记，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
刘歆认为左丘明喜欢的与憎恨的东西，同圣人们相同，因为他亲自见过孔夫子，而公羊、谷梁出生在孔子的七十弟子之后。
把传闻的东西记载下来与把亲眼见到的东西记载下来，其详略自然不同。
刘歆多次以两者的不同记载，出难题为难刘向，使刘向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
然而刘向还是坚持他自己对《谷梁》的解释。
到刘歆同皇上亲近后，就想设置学馆，让博士公开讲授《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哀帝令刘歆同研究《五经》的博士们一起解释、讨论《五经》的微言大义，但那些博士中有人不肯废弃以往的奏对，于是刘歆移送文书给太常博士，诘问他，说：“昔日唐虞衰落了，但三代相继兴盛起来。
这时期的圣帝明君，不断涌现，且相互承袭，这时的王道尤为突出。
周室衰落了，且礼乐不正，而王道也同礼乐不正一样，难以完备。
因此，孔子担忧王道衰落，不能在各国实行，而周游列国去应聘。
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校正了礼乐中的一些错误，使《雅》、《颂》都得到适当的演奏场所；他修订《易经》，为《书经》作序，修纂《春秋》等，都是为了记载昔日帝王的王道。
到孔夫子去世之后，那精微的语言就杜绝了；到他的七十弟子去世后，他的语言中的深奥含义也被人误解而出现乖舛。
这样，国家开始历经战国时期，人们废弃了行祭祀所用的器皿笾豆，而一意研究行军打战的阵法，因此，孔子的学说被压抑，而孙武、吴起的学说兴盛起来。
历史发展到暴虐的秦朝，秦始皇焚经书、杀儒士，颁布藏书的禁令，规定凡认为古代的事正确者，要处以重罪，学术思想因此而消亡。
汉朝兴起来了，距古时的圣帝明王已很遥远，孔仲尼的学术思想又灭绝，因此，法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沿袭。
这时，唯独只有叔孙通一人略微制订了一些礼仪，天下也只有供占卜用的《易经》，再没有其他任何书籍。
到孝惠帝时代，才解除藏书的禁令。
然而，那些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介武夫，没有谁把这个解除禁书令当一回事。
到孝文帝时，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
《尚书》最初发掘于一座屋壁，书籍已全部腐朽、折断、散乱，现发现的这部书，不过是当时老师传授弟子的课本而已。
而《诗经》的发掘、整理工作刚开始。
天下众多书籍不断出现的，往往都是诸子传说，它们还被广泛地立于学校，设置博士进行研究。
在汉朝的儒士，只有贾谊一个人而已。
到孝武皇帝时，先后在邹、鲁、梁、赵等地出现了许多《诗经》、《礼经》、《春秋》的前辈大师，这些人都崛起于建元年间，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一部完整的经书，有的人拥有《雅》，有的人拥有《颂》，将它们合起来，便成了部完整的经书。
《尚书》中的《泰誓》是后来才发掘出来的，博士们将它汇集在《尚书》中，再阅读它。
因此，诏书中声称：‘现在礼废乐坏，书籍遗失，残缺不全，朕对此很担忧。’这时，汉朝建立已七八十年，经书废绝太久，已不可能得它的真本。
“到鲁恭王时，想毁掉孔子住宅修建宫殿，而在被毁掉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其中有《逸礼》三十九篇，《书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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