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十六篇。
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把它捐献出来，但这一举动太仓猝，遭到使用邪术加祸于人的巫师的诘责，没有来得及实施。
还有左丘明所纂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但都被藏在宫中藏秘籍的地方，藏匿起来，没有发表。
孝成帝怜悯学残文缺，经书只要稍稍有点失真，便将秘藏之书公开，陈列出来，校正、整理旧文。
这样，才获得了《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三书。
因为考学官所转授的经传，有的经传遗失了，内容不全，有的经传脱简了，内容前后错乱。
通过在民间广泛寻访，还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等人的遗学与《古文尚书》的情况一样，被抑制而使它没有流传开。
这正是有识之人之所以痛惜、怜悯，而士大夫、君子之所以叹息、痛恨的原因。
往日承袭前人之学的人不思索前人遗留的书籍残缺不全的缺陷，苟且因陋就简，不求改进，只是分析文字，记录一些繁琐、零碎的言辞，这样，一个学者即便终身疲劳也不能穷究其中的一门学问。
盲目地相信，肯定今文而否定、非议古文，至于国家将发生大事，如设立太学、天子进行封禅、巡狩的仪礼等，就糊涂了，都不知道它们的根源。
即使这样，有人还想抱残守缺，挟藏着唯恐别人阅读自己所藏之书的私意，而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或心怀妒嫉，不考虑事情的真假，雷同的观点便追随，对于事情的是非，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抑制《古文尚书》等三学，以为现有的《尚书》是完备的，无需《古文尚书》作为补充，说左丘明不应当再纂写《春秋》。
这些人难道不悲哀吗？“现今圣上德通神明，继承道统，弘扬祖业，也对文字错乱十分忧虑，学者们更应该忧患古书残缺不全。
不仅要明白这个情理，还要不明言可否，谦逊退让，乐于与士大夫、君子协商。
因此，圣上应颁布明诏，让人尝试《左氏》可不可设置；派遣亲近之臣奉旨待命，以辅弱扶微，与二三个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得到那些废置、遗失的经艺，使它们中兴。
但现在有人则不然，严紧闭关，坚决抵制，而不肯尝试，苟且不诵习古文而使此学灭绝，想以此杜塞余道，绝灭微学。
这类人，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但难以和他们在最初筹划通向成功之途的计划。
这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士大夫、君子所希望的结果。
况且这几家学说，是先帝亲自定论的，现在由皇上亲自考察、审视，何况这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民间所藏与内府所藏相对应，难道是随便杜撰的东西吗？“礼废止了都要到民间去搜集，古文经书遗失了，不更应该到民间去搜集吗？从前的博士中，研究《书经》的有欧阳，研究《春秋》的有公羊，研究《易经》的有施、孟，然而孝宣皇帝还重新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等学术，它们彼此的意义虽不一致，但还是一并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将这些学问废弃，宁可把它们设置起来。
有记录说：‘文经武略之道是否衰落，关健在人。
贤能的人记识的事物是一些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记识的都是一些零碎小事。’这就是数家之言之所以兼容包纳各种大小不同意义的原因，因此，怎么可以偏颇一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灭绝呢？假若定要专执自己的偏见，抱守残缺之文，与同师之学结党，妒嫉道艺之真，违背明诏，改变圣上的旨意，那就要使自己违诏制而被科罪。
我很不赞成二三个君子的意见。”他的言辞很严厉，诸儒都怨恨他。
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移交文书上疏深深自责犯有过失，愿平安告老还乡。
继而，担任大司马的儒者师丹也大怒，上奏皇上，说刘歆改乱旧章，诋毁先帝所立。
皇上说“：刘歆想推广道德学术，怎么是诋毁先帝呢？”但刘歆因此得罪了执政大臣，被众儒所诽谤。
因此他担心被诛杀，便请求皇上让他离开京城，去担任河内太守。
因宗室不适宜掌管三河，便改任五原太守，后又转任涿郡太守，前后历任了三个郡的太守。
几年后，他因病被免官。
后来，他又被从家里请出，担任安定属国都尉。
恰逢哀帝驾崩，王莽主持朝政。
因王莽小时与刘歆都是黄门郎，对刘歆很器重，因此向太后推荐。
于是太后将刘歆留在朝廷担任右曹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管理明堂和辟雍，并封他为红休侯，掌管儒林史卜之官，考证编订律历，编纂《三统历谱》。
开始，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
到王莽篡位后，刘歆担任国师。
他以后的事迹都记载在《王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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