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对九十年代的读者来说，香港新诗无疑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学。它的过去 被藏匿在幽暗的角落，存在与否几乎受到怀疑，只近年在不少由中国学者撰写 的有关香港文学史的论述里因政治需要而受到「照顾」。《香港新诗选 1948-1969》作为一系列整理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可说是一项发掘藏匿者的 工作。郑树森的〈导读〉一如他在《香港文学大事年表》序所言，自觉为重构 历史的工作，同时了解到重构的局限性，具有开放和自省的态度。就〈导读〉 和所选作品，编者有意突出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多元并存的局面。郑氏指政治 立场上的左与右、诗形式上的格律与自由，内容上的晦涩与明朗，都得以并存 ，又指出香港新诗与台湾现代诗的渊源关系。此「并存」局面大异于同时代的 中国和台湾，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并存」当中的抗衡和调整，使整个局面 更形复杂，更是香港新诗建立主体性的重要契机。〈导读〉指五十年代初多为格律派，如徐吁、林以亮、力匡等，稍后又有 以自由诗为主的现代派。值得指出的是，即在「格律派」中，林以亮与其它同 代诗人因诗观不同而有很大分歧。林以亮在《人人文学》指夏侯无忌重视情感 的主张过时，又透过介绍一位长期受忽视的四十年代诗人吴兴华在诗形式上的 种种尝试，对五十年代普遍弥漫的五四初期模彷浪漫主义式的感伤笔调作出调 整、并提出另一种形式的可能。林的主张在当时未受到重视，但五五年《香港 时报》「诗圃」版由卢因、王独醒等撰写的连串有关诗与情感和诗形式问题的 文章之中，林的主张无疑受到年青一辈诗人的肯定。在诗形式探索上，诗圃版 的作者卢因、蓝子、无邪等在该版和同年创刊的《诗朵》上都积极尝试，明 显的成绩是创出了「蜻蜓体」。诗圃版又有文章批评当时模仿力匡、徐吁的风 气，《诗朵》更有〈免徐速的诗籍〉一文批判守旧的诗观。这些反对过于强调 情感、反对保守、提倡创新的作风，说明了在马朗创办《文艺新潮》提倡现代 主义之前，五十年代中期已有年青一辈诗人提出自己的声音，对战后来港诗人 的感伤笔调和保守作风并其影响作出反省和提出新主张，不再模仿怀乡和反共 的笔调，逐渐塑造更贴近本土的主体性。林以亮和年青一辈诗人抗衡和调整的对象，其实是针对战后来港诗人的放 逐心态。他们不以香港为家，同时不能接受香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与内地 的极大差异，放逐意识自为必然。马朗创办《文艺新潮》已有意识地以现代主 义作为放逐的出路，对年青一辈来说，对放逐意识背后的大中原文化比较疏离 ，亦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