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
太炎先生似乎有两种积习未能全除：一，好奇。二，恶新。
怎样说他好奇呢？如他讲演“知古今人情变迁”一项，说封建时代之“家”与郡县时代之“家”不同，原是很有见解，但所引的例证却不免近于离奇。太炎先生节取了《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这一句，似乎把别句都忘却了！这一句的下面，不更一有句“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吗？再远些，不更有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吗？在《大学》里面所说的“家”，只是在“身”与“国”之间一个阶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的原理，是无论封建时代或郡县时代都一样的。照太炎先生所引唐太宗的例，似乎郡县时代治国者便不必齐家！但不知太炎先生也要说郡县时代治国者便不必修身吗？更要说郡县时代的“身”和封建时代的“身”不同吗？否则，唐太宗非能“修身”的人又何以能“治国”呢？再者，唐太宗真算得“能治国”吗？太炎先生是通儒，不该这样近视。凡大乱以后，户口锐灭，物质易于供给，人心又厌乱思治，只要有能以武力削平群雄的人，不怕没有一时间的太平。这也不仅唐太宗为然，贞观之治，本没有什么希罕，而自太宗死后，女祸相踵而起，武氏、韦氏几亡唐室，这明明是太宗宫闱紊乱贻谋不臧所致，正可作为“治国必先齐家”的一个证据。想不到太炎先生偏来这样翻案。其实，要讲古今人情变迁随处皆可引例，何必创为“郡县时代治国不必齐家”的奇论呢？再，太炎先生讲古今人情变迁，只讲政治上（封建与郡县）的原因，而不及经济上（游牧耕稼工商）的原因，也是一个缺点。
太炎先生很有不满意于白话文和白话诗的表示。固然，他和别的顽固派不同，他知道无韵的新体诗也有美感（但不必叫彼做诗），他知道《尚书》是当时的白话文，他知道白话文能使人易解，他并非一概抹杀。但我正因为他知道了这些而还要特别提出不慊于白话文和白话诗的话，所以说他不免有恶新的成见。关于白话诗，曹聚仁君有致太炎先生信，我不再多说。关于白话文，他既知道《尚书》即是当时的白话，何以古时的白话文可奉为经书而现代的白话文便无价值呢？他引了《尚书·顾命篇》和《汉书》载周昌口吃的话，明明应说古书即古时的白话，而亦惟白话文方能传真，却不料他的结论偏不如是。我以为太炎先生讲到《顾命篇》等，正应提倡用新式标点来读古书，因为“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等句，如果早有了标点，则不必要等到清代江艮庭才能知道是临死时舌本强大的口吻了。太炎先生又疑白话文纪述方言各异的口语，不应尽同，似乎他于近人“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未曾看过，但我还请太炎先生下一比较的断语！白话文固然也不能尽传真相，但比文言文又如何呢？近年来，很有人怕白话文盛行，国学即将废绝，其实看了国学讲演会的情形便可释此杞忧。国学讲演会的听众，据我所知，很有许多人是积极地主张白话文的。做白话文与研究国学决不相妨，太炎先生一定能知此理罢！
曹聚仁
太炎先生：
海内青年比年来感于智识之饥荒，奔走往来，欲稍满其万一之欲望而不可得，殆已类涸辙之鲋。当此时也，谁作时雨，谁布甘霖，则不能不仰望于学识鸿博之学者矣。惟其仰望之殷，则学者左右青年之力益巨。惟其左右青年之力之巨，则学者之立言，有不可不慎者在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此今日学者所必兢兢自检者也。先生海内物望，造就淹博，诚吾侪所引领以望之慈母。今也不辞劳顿，以《国学概论》诏吾侪，既昭示治国学之途径，复明告以国学之概况，铭感何如！惟是立论之际，或有偏激之词，在先生原无损于明，而闻者将引以为攻讦之资，似非先生之志也。日昨先生论及白话诗一段，听者有掀髯而喜者，诚以先生之声望，益以先生之主张，附会周纳之，自易动人一时之听。彼是以欣欣然有喜色也。先生立论之初，恐于白话诗，未加详察，故误会之点甚多，敢以鄙意陈之，伏惟昭察！
先生树诗与文之界曰，无韵谓之文，有韵谓之诗。聚仁窃以为诗与文之分以有韵无韵为准，恐非平允之论。韵者诗之表，犹妇人之衣裙也。以妇人之衣裙加于妇人之身，曰是妇人也，诚妇人也；若以妇人之衣裙加于男者之身，而亦必谓之为妇人，宁有斯理乎？《百家姓》四字为句，逢偶押韵，先生亦将名之为诗乎？是故诗与文之不同，不在形式，精神上自有不可混淆者在。然则诗之精神所以大别于文者何在？曰古人已先我知之矣。先生不亦曾引“诗言志”一语乎？此“言志”即诗之精神之所在也。尽文之为用，乃在敷陈事实，而诗则言志，即近人所谓“人生之表现”也。古诗表现人生，已成其为诗，语体诗表现人生较切且深，能不谓之为诗乎？先生摈语体诗于诗之外，以其无韵也，而不知语体诗之为诗，依乎自然之音节，其为韵也，纯任自然，不拘拘于韵之地位、句之长短，诚亦如先生所赞诵“诗歌本脱口而出，自有天然风韵”一语所云。若以语体诗句有长短病之，则诗经中之句有长至十三字短至四字者，何独于语体诗而苛责之？有以语体诗用韵无定所为言，则古诗之为韵，亦若是也。是故统观一切，语体诗确有在诗坛占重要地位之价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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