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很好。要是大家读的书多。自然造成了一种批评的空气，大家敢于批评判断，文艺也才能走上发展的途径。
第三，我们读理论书永远不如读真正的作品，要知道凡是一种理论，都是由作品里面提出来。我们读十本书，书中用“然而”都是这种用法，故我们就知道凡“然而”必这样用，这即是理论。或者我先有一个主见，我是研究社会学的，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讨论文艺，或你是学美术的，可以从书中去找，以证实他的理论，其实这都是空的，理论好像是开的药方，若想以药方焙成灰，用开水喝下去，便可治愈，当然不可能，必须按方配药才成，作品就是药。现在社会上很多青年吃了这种药，他们就要先问理论是什么，自己并没有念过几本书，而高谈理论和做文章的方法，正等于焙药方治病一般。我最头痛的就是遇见青年问我什么叫浪漫主义，什么叫写实主义？我就是花上十点钟来解释，又能有什么用？如果问的人把浪漫派的代表作和写实派的代表作各念了十本，自然可以明白。所以我们应当先念作品，然后再去谈理论。
上面是随便谈谈读与写的关系，现在再说我是怎样去读和怎样去写的一点经过，供各位参考。
在最初我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写小说，那时候因为念英文，在街上买了些二角钱一本的英文小说来念，念了后自己也想写点小说，这是写和我的第一次关系。当时所读的是些什么，现在已不大记得，大概都是如傻爱人等第二三等的小说。因为念的是这种英文，没有给我害怕，我也就敢于有勇气来写，写时当然顾不到形式和技巧。好在英文比中文流畅，句子完美复杂生动，所以我写的东西也在使其活泼就够了！《老张的哲学》即为这一时期的产物。
这本书在现在看来，非常给我惭愧，书的内容好像是有点神经病的人写的似的，要怎样就怎样，没有精密的结构。文字有的地方流畅，有的地方则讨厌，事实内容也是这样，尽管把自己所想到的搁进去，而不加选择。由这本书我得到两个相反的观念：第一，写东西不要急求发表。假如《老张的哲学》能搁一二年再拿出来，便可大大修改一遍，使它不致像现在样子令我脸红。第二，少年时应该有多写的勇气，不然年纪一大，书念多了，就会不敢下笔。这两种相反的意念凑合折衷起来，便是青年人念了几本书，可以不管好坏的写，但是写完了不可立刻想发表，应当多搁一搁，等读的书多，慢慢修改好它，再拿出去。
在这以后，我念书还是没有系统，但因自己外国文能力高一点，所读的书便也较高深，外国的经典文学都有自己的便宜版本，来便利大家阅读。我选择了这些作品来读，颇有点迷乱，因为它们都是出自各时代大家的手笔，有的是信笔写成，有的则经过详细的计划，有的是极端浪漫，有的则绝对的写实。叫我怎样来判断其好坏？自己没法来调和，只好随自己的兴致，爱什么就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急性人，永远不能订好详细的计划再动手，故对于那些勾心斗角，有多少波折，多少离合的小说，或如布局的精密，情节奇异的侦探小说，都不是我所能学的，像这类小说，我就把它们搁在一边，还有描写男女间极端浪漫的小说，或将一件很小的事，把它写得天样大，这都是我所作不到的。我自己是一个穷人，小时候就被衣食钱财迫着老在地上站着，我想入非非，飞到云里去，我不会，也只好把这类小说放在一边，因为我一天到晚总是在现实生活上，只会写与现实有关的东西。
这时候我特别注意念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记》，《双城记》等，由他的作品中，我就发现了他初期的作品是乱七八糟，写到第三部小说，便找到了一条路线，文句相当完整，也有适当的形式，以后越写越精密，使我理解到写作有进步，必会注意形式。在此时期，我还念了几本法国小说的英译本如《茶花女》等，感到法国文学与英国文学迥然不同，英国人所写的东西，好像一个人穿的衣服不十分整洁，也许有一扣子没有扣，或者什么地方破了一块，但总显得飘飘洒洒，法国人的作品则像一个美女要到跳舞场，连一个指甲都修饰得漂漂亮亮。所以法国的作品虽写得平常，因为讲究形式，总是写得四平八稳，好像杨小楼的戏一样。那些英国二三等小说，则好似海派的戏剧，以四十个旋子，六十个跟头见长。
我有了这样的认识，便决定我不能学的东西就是不读，且知道每一本小说中必定有活生生的人，不是先空空洞洞描述一件事，第三，明白形式的重要。于是我就开始写《赵子曰》，这本书的坏不说，无论如何在形式上是稍微完整一点，前后有一点呼应，自己在开始写的时候，便已想到最末一段，这实在是一个最有把握的写法，因为有了这种计划，前后尽管会有曲折，也不会抵触得很远。这也就是说明多读书的结果，迟早必受影响。
我国的文学作品实在太不发达了，几百年来所产生的好小说极少，有一部《聊斋志异》，便出了许多什么什么志异，有一部唐人小说，也就出了些什么人什么人小说，有一部《红楼梦》，就接着出现《青楼梦》等，仅是这样的模仿，自然是黄鼠狼下刺猬，越下越不对。倘若我们能多读些外国作品，眼界一宽，或可免去模仿《聊斋》等之弊了。
写完《赵子曰》，就稍有系统点念书，决定了一个计划，大概有二年都是如此，就是一方面念文学，一方面念历史，从古代史开头，念哪一时代就同时念那时代的文学作品，如念古希腊历史，便同时念古希腊的文学，当然我都是用英文译本来念。这种方法我愿介绍给各位先生，因为我采用这种方法，第一我知道了希腊罗马时代和欧洲中古时代的文艺是什么样，无需再去买一本文学史来念，也就知道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什么。历史虽是死的，只能告诉你某一时期怎样怎样，而且所告诉的不过一个简单的结论，文学则不然，他从容地把那一时期的生活方式都写出来告诉你，这样，使你不仅深刻地明白了历史的内容，也知道那一时代文学形式为什么那样的原因。所以现在大学里面只教学生念些世界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结果四年毕业，没有念多少外国文学作品，乃是一种不妥当的方法，必须学生多念些外国原著，才不致流于空洞。我觉得历史好像是一棵树，文学是树上的花，文学史则是树上的一枝，我们仅仅从一节树枝来观察整个树，当然所见不完全，正如我们仅知道杏花是蔷薇科一样，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到英国第五年，也就是末了一年，念的多是英国最近的作品，每一大文学家，不能都读完他的作品，也起码挑一两本来念。同时我也开始写第三部小说《二马》。念英国最近文学作品，有这样一种觉悟，即是那时正在欧战以后，欧洲出了不知多少文学上的派别。譬如我们今日大家在文化会堂相聚，我想创一派就叫文化派，在座的五十位同志跟我来创造这一派的小说，只求好奇立异，不一定有很好的东西。他们每一派的兴起，差不多就是这样，究竟他们能否在将来立得住脚？谁也不敢说。文学史上告诉过我们，当浪漫派兴起时，一年不知出了多少本小说和剧本，到现在究竟留下来的有几本？由此可知大多数的都是被牺牲和受淘汰了！在欧战结束后不久的欧洲，什么样的小说都有，有的不写人，光写人的眉毛，写了几万字，有的没有字，只有划和点，各自逞奇立异，也各有他的理论，然而今日都不再存在。这即是刚才所说的，文艺不断在变，但各自有不变的东西，缺少这些不变的东西，不成其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所以到这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文艺慢慢又恢复了原状，再没人花几万字去描写眉毛，而回到注重形式，有人物，有思想感情的路上去。要是我们看见文学上某一派兴起，就学某一派，则过了十年这派不再存在，我们也就随着没有了。
在《二马》这书中，自己也是上当，因为念到欧战以后的文艺，里面有几本是描写中国，我便写一个中国人怎样在伦敦，结果就变成了一种报告。要知道，报告这种东西，很难成为一种很好的文艺作品。假如你存心要报告某件事，是以为别人不知道。文艺则最好是写谁都知道的事，这才是本事。例如我的家在北方沦陷区，正盼着家书，到晚上想家时一定念出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句子，就因这种句子所含的感情为人人所具有。我们写报告，因为这事只有自己知道，乃是轻看了人家的感情思念。其实在文艺上越奇怪的事越不感动人，如在一次空难中，日本轰炸机不投炸弹，投下了许多豆沙包子，或者有一天在都邮街天空忽然投下一辆汽车，这种事固然新奇，可是我们报告出来，终不过新奇而已！我们描写空袭，是要道出每一人民内心的愤恨，这才是真正有价值。《二马》的失败，便在报告两个中国人在伦敦住着，闹了些什么笑话，立意根本不高，不过这书也有一个特点，即是文字上有了变化，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两书中，我往往用旧文字来修辞，以为文言白话搁在一起很优美和生动俏皮，到《二马》一书中，因当时北平国语运动盛行，有几位干这运动的朋友写信劝我不要再那样写，要尽量将白话的美，提炼到文字中。因此在《二马》中我极力避免用旧字句，能够有这种成绩，这不能不感谢那几位提倡白话的朋友！同时我还得感谢一位英国先生，他是一位教阿拉伯文学的老教授，一天问我英文书念了哪一些，我老实地告诉了他，他又问我《阿丽丝梦游奇境记》念过没有？这本书是著名的童话，在英国无人不读，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书，便说我没念过，他就说“那你还叫念英文吗”？回到家中我问房东，这位房东的学问也很好，通法文西班牙文等，他说这是一本童话，问应不应念，他说极应念，因为这是最好的英文。可见文字之好并不要掉书袋用典故，于是我明白一篇作品用最浅显的白话文字写出来与用深涩的文字写出来，两者相较，一定是白话文好，而且也很难。我国的四六文章，任何人下点功夫都可以写出来，反正只要把典故用上就得。但是，用浅显的白话文来形容一件事，一处风景，可就难了。以远山如黛四个字可描写出遥远的山景，用洋车夫说的话来描写这种景致，便不容易。在英文作品中最好的文字，首推英文《圣经》，（与德文拉丁文《圣经》同为世界三大名译），英文《圣经》的好处就在通顺流畅，英国传统的大作家的文字，也都如此。最近林语堂先生在美国这样红，主要的就是他的英文精简活泼。可惜我们许多青年朋友不大注意这些，现成的白话不用，一开头就原野，祖国，写得莫名其妙，我从写《二马》起，便对这方面努力，凡想到一句文言，必定同时想这句的白话，要是白话想不出，宁肯另外作一种说法，总求能够用白话来表达意思，什么祖国原野等名词决不用，您要是发现我在书中有一个，我可给您一块钱！您想想看，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新加坡，在美国，自己脚踏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什么还要叫祖国，这可见是不通。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写文艺时最要注意用白话，那些生硬的文言字句决不能有什么帮助于你。
写完《二马》，我回国了，本来还可以在英国住下去，这次回来却侥幸得很，要不然，我仍在英国，会永远照《二马》的形式写下去，越写越没出息，因为什么，因为那时的英国很太平，我们国内则正是北伐时候，我一到新加坡，即感觉东西洋的空气不同，自己究竟对自己的国家隔阂了，当时国内新文艺已发展到一个高潮，好多作家都用他们的笔来写国家社会的各方面，写的或者不大好，而立意很高，除了一两个专写三角四角恋爱的小说以外，大多数都是想利用自己的文字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有点好处，以前我以为只要照英国二三流作家那样，写一点小故事，教大家愉快就可以，一回到新加坡，才明白自己观念的错误，可见读书尽管是读书，生活还更要紧，离开了现实的生活，读多少书也是没有用。
在新加坡停留了一个时期，想写一本华侨千辛万苦开辟南洋的小说，可是因为生活不够，没写成，第一在那边言语隔阂，华侨不是广东人即是福建人，他们说的都是家乡话，本地土人说的是马来话，言语不通，无法多接近，材料也搜集不到，因此便把原来的计划放弃，改写了《小坡的生日》，这是一个小童话，自己满意之点是继《二马》之后，把文字写得更加浅明，至于像一个童话不像，我就不敢说了。
随后我回到国内，写了一本《猫城记》，这是最失败的一篇东西，目的想讽刺，大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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