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过去了。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墙报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只有侦查员的电话和通知才使人们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不幸。
在安葬鲍里涅维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这身衣服他只是过节到大皮罗戈大街上散步时才穿。今天这身打扮是要去阿尔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个旧楼房里，有三个房间。这座楼房一边对着街心花园，另一边对着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邻近两个房间裹住着人口众多的邻居。曾经是很宽敞的住宅现在显得很拥挤。客厅成了教授的书房。卧室里摆着贵重的日本花瓶。钢琴没有固定的地方摆，经常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只好摆在饭厅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减轻，并在缓慢地衰老。但他从不说自己有病，还说自己健康，只不过需要休息而己。长年患肝病并没有给他造成不便，肌体组织似乎还比较正常，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大夫们感到棘手，请同行协助。而被邀请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会诊，都耸耸肩膀，认为是内分泌腺的毛病。但他们没有询问病人夜间都在想什么，哀伤是否使他苦恼，能否及时得到友好的帮助和慰藉。两年之内教授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鲍里涅维奇之死彻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状态。只有这个没有文凭，职务是工友的“医生”还没有失去医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经常来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询问病情，只是同他进行仔细准备好的谈话。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历吗？”工友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写着很多的道理。”
“是吗？”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五月虫吧，”工友说出早已想好的证据，“自己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据说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们人也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话，那就需要十吨载重卡车。”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认真听他讲。
“甲虫还算不了什么，”没有文凭的医生继续说，“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们如果要跳这么高，那得要跳过四十层高的楼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来回答玩笑，特别认真地猜着谜语。
“科洛科洛夫，我来出几个医学方面的谜，您来猜，好吗？”工友善意而略带粗鲁地提议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谜语。
“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和骨头？”医学上的数学爱好者问教授。
教授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出，肌肉是七百五十决，骨头是二百二十四块。
“我们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对了。
“五亿次。这是精确计算出来的。那么，心脏跳动多少次呢？”
“不知道。没有计算过。”对手只好沮丧地承认道。
“两亿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还要跳动。”他先是安慰，接着又劝道：“您还是读读日历吧，您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分别了。他们都等待着下次再会。
这一次帕霍姆情绪不佳，甚至有点心慌意乱。他也开玩笑，也猜谜语，但总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好象藏着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两手支撑着脑袋。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两眼虽然闭着，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问题引起他难过，只好沉默。工友没有谈他从日历上读来的新鲜事。一开始就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说有一具尸体从另外一个陈尸间运来的。他一下就知道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教授听着工友的话，心中却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讲出来，那两人都会感到轻松一些的。
“您好象不舒服，”教授小心问道，“我看您很疲倦，是不是没有睡好？”
无论是满怀同情的语调，还是深表关怀的口气都没有奏效。不，不，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睡得很好，身体不错。
“我的老伴儿有病，这是真的。但另外一件事我受不了。”
经过再三询问，他才说，他不愿意打扰别人，良心上觉得过意不去。
“我很想和您谈谈，又怕影响您的健康。”
教授要他不必客气，他乐意和他谈。工友犹豫了一下，摸摸下巴说道：
“我一直在想鲍里涅维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点点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工友与其说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回答，“您把他树为榜样，象对自己的親人一样喜欢他，派他出国，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来了，还要怎么样。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一个人吃饱饭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顺便给自己套上绞索的。冲动，我的朋友，这是个大谜。”
“对。”工友肯定道，“可日记总该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记日记的。没有时间。想起来就写一点”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说法。“没有想好也没有仔细考虑，”他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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