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淫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憸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梦炎对曰：“陛下所谕甚切，实帝王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御奉天门视朝毕，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对曰：“诚如圣谕。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鲜。是以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患己，何有不纳？唯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必来。”沉对曰：“陛下此言，诚国家兴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苏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览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爱国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务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庸主，治不师古，君臣之间动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为，而臣违之，臣有所论，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怀。”群臣皆顿首谢。
七月戊戌，太祖御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善等顿首称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东阁，从容谓侍臣曰：“责难之辞，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劝，如陈后主、江总辈污濊简策，贻讥千古，此诚可为戒。”右春坊右赞善董伦对曰：“诚如陛下所谕，惟明主则能慎择。”太祖曰：“责难不入于昏君，而谄谀难动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则无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太祖御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善对曰：“诚如圣谕。”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太祖与侍臣论治道。太祖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谓侍臣曰：“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陵俗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太祖御右顺门，与侍臣论治道，因及理乱。太祖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顾谓翰林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三月辛丑，太祖谓侍臣曰：“人主之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翰林学士刘三否对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所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饬百官执事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朱升等奉敕撰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斋戒，而后可以感动神明。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大祀斋戒七日，前四日为戒，后三日为斋。中祀斋戒五日，前三日为戒，后二日为斋。”既进览，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是为天下生灵祈福，宜下令百官一体斋戒。若自有所祷于天地百神，不关于民者，恐百官斋戒不致专精，则不下令。”又谓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祷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尝敢自徼惠也。且斋戒所以致诚，诚之至与不至，神之格与不格，皆系于此。故朕每致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无太久。大抵人心久则易怠，怠心一萌，反为不敬。可止于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几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着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祗于方丘。礼成，太祖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尝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仁祖淳皇帝配位。礼成，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既毕，出御奉天门，谓群臣曰：“祭祖在乎诚敬，不在乎物之丰薄。物丰矣而诚有未至，神不享焉；物虽薄而诚至，神则享之。所谓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尝闻以德受福，未闻以物徼福者也。昔陈友谅服衮冕，乘玉辂，丰牲帛，而行郊祀之礼。彼恣行不道，毒虐生灵，积恶于己，而欲徼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实为国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诚意未至，徒尚礼文，而欲徼福于己，岂不获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成，太祖谓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临兆民，当尽事天之道。前代或三岁一祀，或历年不举。今朕岁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礼，将以报覆载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阴阳和，风雨时，以福斯民。”群臣咸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观心亭成，太祖亲幸焉。召致仕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日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庙社，尤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也，实为天下苍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书省臣进宗庙祭享及月朔荐新礼仪，太祖御白虎殿，览毕退，自殿西步自戟门东，忽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艰苦，饥馑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而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
吴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侧，再三慰之。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间，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咽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
丁卯，仁祖后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呼与偕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讫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里莫不感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四代考妣。祭讫，太祖顾谓李善长曰：“朕荷先世积累之勤，庆及于躬，抚临忆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斋肃一心，对越神灵，所谓焄蒿凄怆，若或见之。”善长对曰：“陛下诚孝感通，达于幽显。”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庙时享之礼。既而太常又进宗庙月朔荐新礼。太祖览毕，谓群臣曰：“宗庙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后，不若养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尝闻为人子者，愿为人兄，其意谓为兄待膝下之日，早于养之日也。朕于子为人弟，亲存而幼，不能以养。及长而富有天下，则亲殁矣，虽欲以天下养，其可得乎？”因悲叹久之，命以月朔荐新仪物著之常典，俾子孙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太祖因侍臣言及医者吮痈事，曰：“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乱，母后之坟为兵所发，朕收遗骸，失一指骨于坟近地，遍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闻世有以指血验之者，遂啮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验之，则血不入。乃知亲之气血相感如是，与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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