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辅导之臣，犹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后正人。盖德义者，正人之法度，善恶者，修身之衡鉴。汝等辅导诸子，必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则能尽辅导之职。观之梓匠，虽有材木，必加绳削，乃能成器。太子诸王，必得贤辅开导赞助，乃能成德。朕择尔等为宫僚，各宜尽心。又加经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为鉴戒者，采摭其事，编次成集，朝夕观览，以广智识，亦有助于辅导。”群臣顿首受命而退。又谕秦王右相郑九成等曰：“朕封建诸子，选用傅相，委托匪轻，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聪明无蔽，上下相亲，庶几道德有成，以弘长世之业，而辅相者亦克尽其职矣。”复顾刘基等曰：“朕观古圣贤之君，虽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诚以富贵易至于骄奢，必至于荒纵，未有荒纵而无颠覆者。故尝戒太子、诸王，以为士不能正身修德，则殃及身家。为士且然，况于为君为王者乎？”基顿首对曰：“陛下此言，万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太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太祖曰：“古者不备其官，惟贤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己未，太祖谕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僚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歧所惑。若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省臣对曰：“知人最难，邪正未易辨。”太祖曰：“尊德乐义，斯为正也；便佞亵慢，斯为邪也。故骄奢淫佚，鲜不由于亵慢，而端庄中正，必皆本于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训录》成，太祖因谓侍臣曰：“朕着《祖训录》，盖所以垂示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着是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绸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侍臣对曰：“自古创业之主，其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为秦府右相，国子助教朱复为燕府参军。谕曰：“王今长，宜朝夕左右辅养其德，二三年后，遣王之国。汝等宜尽心所事，取鉴于古，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采摭古人仕为王巨，孰能以正辅导，孰为不能，编次成集，朝夕览观。遇有所行，则择其善而去其不善，务引王于当道。尔等与天言，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耨以省馈饷，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又曰：“汝尔职事清简，非朝廷剧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习武事，发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谨守礼法，陈善闭邪而已。苟巧诈无实，欺蔽谄谀，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太祖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一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尝思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思绎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尔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且目虽能视，所见不逾于阈，耳虽能听，所闻不越于庭。而欲区区智识决天下之务，能—一当理，难矣。汝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训。”
壬戌，太祖谓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懂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于其源，源塞而绝；伐木者，必于其根，根断而木拔矣。设王有所违失，尔若日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则是大失将至。俟其大失将至，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奥。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凡历代贤王著名方册，其巨亦皆贤者，故能同济其美。尔等职任辅导，宜尽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太祖召太子宫臣谕之日：“汝知所谓重器乎？”对曰：“岂非商彝周鼎乎？”太祖曰：“汝所谓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宝爱，太子承主器之重，岂得不宝爱之乎？宝爱之者，必择端人正士以为辅翼，朝夕与居，使其熟闻善言，不迩詖行，自然渐渍，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习，是委重器于涂，而不可宝爱之矣。汝等日辅太子，讲论诵说之时，必导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广，庶几他日克胜重任，则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诸王侍，太祖顾谓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太子对曰：“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太祖曰：“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以知其内也。古之君子，趋跄有节，升降有数，周旋跬步而不违于矩矱者，由其德充于内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则必为其陷矣。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太祖语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事，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日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奸邪，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今有人指石以为玉，当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为非玉，乃石也。如此，则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为玉，则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权度矣。况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也。亦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太祖训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孙，废弃厥德，色荒于内，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为吾子孙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淫，勿蹈其辙，可以长享富贵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太祖问曰：“比日讲习何书？”对曰：“昨看书至商周之际。”太祖曰：“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因谕之曰：“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天亦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识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凡听讼贵明，不明则刑罚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伤天和。或有大狱，必当详审，庶免构陷之非，锻练之弊。”又曰：“凡功赏要当，则人心常服。盖赏与罚二事，治天下之大权也。”
十一月甲午，太祖谓皇太子请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君造福，而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恺悌，虽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击搏，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太祖谓皇太子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长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东征酉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至顺帝，偷情荒淫，天厌人离，遂至丧灭。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尔等当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业。”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册皇后马氏。太祖谓侍臣曰：“昔汉光武劳冯异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君臣之间，始终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尝从朕在军仓卒，自忍饥饿，怀糗饵食，朕比之豆粥麦饭，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长孙皇后当隐太子构隙之际，内能尽孝勤，承诸妃消释嫌猜。朕数为郭氏所疑，朕径情不恤，将士咸以服用为献，后先献郭氏，慰悦其意。及欲危朕，后辄为弥缝，卒免于患，殆又难于长孙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诘怒小过，辄为朕曰：‘主忘昔日之贫贱耶？’朕复为之惕然。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岂忍忘之！”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太祖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故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近之押，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风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太祖退朝御东阁，从容与群臣论及礼乐之事。谓廷臣曰：“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佻巧作则习尚诈伪。京师天下之统会，万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则者也。而积习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诱，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礼部尚书陶凯对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今欲整齐风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后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诸礼义，政刑岂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凯顿首称善。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阳县民有父得罪当杖，请以身代，太祖谓刑部臣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洪武二十年闰六月甲寅，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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