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中国与印度不同--是很盛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则大受批评打击；东方的哲学还是古代的形而上学，而西洋人对于形而上学差不多弃去不讲；即不然，而前途却是很危险的。此种现象，的确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的结果。西洋人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评，我们实在不能否认，中国人比较起来，明明还在未进状态的。第二，社会生活方面，西洋比中国进步更为显然。东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而西方却早已改变了；至于家庭、社会，中国也的确是古代文化未进的样子，比西洋少走了一步!第三， 物质生活方面，东方之不及西方尤不待言。我们只会点极黑暗的油灯，而西洋却用电灯；我们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骡车，而西洋人用火车飞艇。可见物质方面的不济更为显著了!由此看来，所谓文化只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东方化都不及西方化，那么，东 方化明明是未进的文化，而西方化是既进的文化。所谓未进的文化大可以不必提起，单采用既进的文化好了!我记得有一位常乃德先生说西方化与东方化不能相提并论，东方 化之与西方化是一古一今的；是一前一后的；一是未进的；一是既进的。照我们从生活三方面观察所得的结果看来，常君这种论调是不错的。我们看东方文化和哲学，都是一成不变的，历久如一的，所以几千年后的文化和哲学，还是几千年前的文化，几千年前的哲学，一切今人所有的，都是古人之遗；一切后人所作，都是古人之余；然则东方化即古化。西方化便不然，思想逐日的翻新，文化随时辟创，一切都是后来居上，非复旧有，然则西方化就是新化。一古一今不能平等而观，是很对的。假使说东方化能翻身，即是说古化能大行于今后未来之世界；这话谁敢信呢?一般人或以为东方在政治制度， 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物质的享用虽不及西方人，而精神方面比西方人要有长处的。这种说法不单旧派人如此，几乎有些新派的人亦有些种意思。但是我要反问一句：现在对于东西文化的问题既然问到最后的根本，不是已然看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宗教、哲学、道德、艺术根本上不对么?不是要做思想的改革、哲学的更新么?怎样又可以说精神方面中国人有长处呢?所以一般人的意思，全然不对!而胡适之先生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持很客套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上说：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独立发生的。到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的中古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的中古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如今。欧洲思想渐渐脱离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了欧洲的近古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胡先生这样将东方与西洋两派哲学相提并论，同样尊重的说话，实在太客套了!我们试 看中国的哲学，是否已经经过西洋哲学的那样批评呢?照胡先生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 在今日哲学界可有什么价值呢?恐怕仅只做古董看着好玩而已!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后半部还没有作出来，而胡先生的论调却是略闻一二的。像这种堂皇冠冕的话恐怕还是故相揶揄呢!所以大家一般人所说精神方面比较西方有长处的说法，实在是很含混不 清，极糊涂、无辨别的观念，没有存在的余地!
论到此处可以看出，大家意思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像这样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既然没有晓得东方文化是什么价值，如何能希望两文化调和融通呢?如要调和融通总须说出可以调和融通之道，若说不出道理来，那么，何所据而知道可以调和融通呢?大概大家的毛病，因为西洋经大战的影响对于他们本有的文化发生反感，所以对于 东方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羡慕，譬如杜威、罗素两先生很不看轻中国的文化，而总觉得东西文化将来会调和融通的。大家听了于是就自以为东方化是有价值了。但假使问他们如何调和融通，他们两先生其实也说不出道理来。又梁任公先生到欧洲也受这种影响，在《欧游心影录》上面说，西洋人对他说"西方化已经破产，正要等到中国的文化来救我们，你何必又到我们欧洲来找药方呢!"他偶然对他们谈到中国古代的话，例如孔 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四海之内皆弟兄也"以及墨子的"兼爱"，西洋人都叹服钦佩以为中国文化可宝贵。梁先生又说柏格森倭铿等人的哲学都为一种翻转的现象，是要走禅宗的路而尚未走通的。如此种种扌+乞扬中国文明。其实任公所说，没有一句话 是对的!他所说的中国古话，西洋人也会说，假使中国的东西仅只同西方化一样便算可 贵，则仍是不及人家，毫无可贵!中国化如有可贵，必在其特别之点，必须有特别之点 才能见长!他们总觉得旁人对我称赞的，我们与人家相同的，就是可宝贵的；这样的对 于中国人文化的推尊，适见中国文明的不济，完全是糊涂的、不通的!我们断然不能这 样糊糊涂涂的就算了事，非要真下一个比较解决不可!
所以照我们看这个问题，西洋人立在西方化上面看未来的文化是顺转，因为他们虽然觉得自己的文化很有毛病，但是没有到路绝走不通的地步，所以慢慢的拐弯就可以走上另一文化的路去；至于东方化现在已经撞在墙上无路可走，如果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打开一条活路，是没有办法的!因此我们对于第二种意思--调和融通的论调- -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
以为无从研究的不对
第三个意思以为这问题太大，范围太宽，无从研究起，也是不对的。但是如何研究法，要到后文再说，此处仅只先说这种意思是不对的。现在且略说我为什么注意此问题，和我研究的经过，同时亦即所以对答第三个意思。他们所说的无法研究，还是由于大家的疲缓、劣钝；如果对于此问题觉得是迫切的，当真要求解决，自然自己会要寻出一条路来!
我研究这问题的经过
我对于此问题特别有要求，不肯放松，因为我的生性对于我的生活、行事，非常不肯随便，不肯做一种不十分妥当的生活，未定十分准确的行事。如果做了，就是对的，就没有问题的；假使有一个人对于我所做的生活不以为然，我即不能放松，一定要参考对面人的意见，如果他的见解对，我就自己改变；如果他的见解是错误，我才可以放下。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我在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作他那样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因此别的很随便度他生活的人可以没有思想见解；而我若是没有确实心安的主见，就不能生活的!所以旁人对于这个问题自己没有主 见并不要紧，而我对于此问题假使没有解决，我就不晓得作何种的生活才好!
我研究这个问题的经过，是从民国六年蔡孑民先生约我到大学去讲印度哲学。但是我的意思，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作学术一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做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于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我说：我不仅 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而我这种发挥是经过斟酌 解决的，非盲目的。后来晤陈仲甫先生时，我也是如此说。但是自任大学讲席之后因编讲义之故，对于此意，亦未得十分发挥。到民国七年，我曾在《北京大学日刊》登了一个广告，征求研究东方学的人，在广告上说：据我的看法，东方化和西方化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国为东方文化之发源地；北京大学复为中国最高之学府；故对于东方文化不能不有点贡献，如北京大学不能有贡献，谁则负贡献之责者?但是这种征求的结果，并没 有好多的人；虽有几个人，也非常不中用。我仅只在哲学研究所开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我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后来丁父艰遂中途搁置。到民国八年，有一位江苏的何墨君同朋友来访问我对于东西文化问题的意见。当时曾向何君略述，何君都用笔记录，但并未发表。后来我作一篇希望大家对于此问题应加以注意的文章，即发表于《唯识述义》前面的。民国九年即去年夏季经这里教育厅长袁先生约我来鲁讲演，我即预备讲演此问题而因直皖战争没有得来。九年秋季却在大学开始讲演此问题，已有记录草稿一本。今年夏到此地与大家研究，算是我对于此问题的第二次讲演。我自己对于东西文化问题研究之经历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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