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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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律发展史上，外国法典的中译不仅开启了我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转型，而且，自清末法律制度改制以来，外国法典的翻译一直与我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在实质意义上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法律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清末修律掀起了我国第一次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论著的高潮。清末中外文化交流中，作为欧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法律文化开始输入我国，并逐渐被主流人士视为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于是，翻译外国法典之事遂日受重视。梁启超曾云：“今日欲举百废，展新政，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要义。”①在清末修律中，修律大臣沈家本十分重视翻译，认为“参酌各国法律，首重翻译”。①因此，在他主持下，外国法律、论著的翻译与制定新律同步展开。迄1911年，已组织翻译（含在译）德、日、法等十几个国家的法律三四十部。“外国法律法规的大量译成，为晚清制定新律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②而且，从所制定的新律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异域法律的影响。张晋藩认为：“从所译成果的统计中可以看出19世纪末主要翻译英美法律，20世纪初已转向以罗马法系为渊源的日本法律，最终以罗马法系取代了英美法系，覆盖了晚清新制订的一系列法律。”清末新律虽然多数未能颁行，却因中华民国的继承而奠定了我国法律制度现代化转型的基础，且迄今仍为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制度所沿袭并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旧法统的废止，也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新篇章。其中，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社会主义法学的第一次繁荣。在此期间，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法制的需要，前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典、论著被大批翻译过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借鉴和榜样。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当年翻译了前苏联及前民主德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这一过程虽未持续很久，但影响却十分深远。而且，由于当时外语学习是以俄语为主，故80年代的翻译仍然主要以前苏联文献为主。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在张仲麟主持下，8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对我国老一代刑事诉讼法学者影响深远的前苏联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教科书《苏维埃刑事诉讼（1980年版）》①，之后，80年代末又组织翻译了1985年修正后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②。从我的个人经验看，这些译作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影响非常大，而且至今仍能够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依稀辨认出它的影子。因此，我认为，前苏联法制对包括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内的法律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