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别人都有点儿惭愧自己是失节的公主的亲属。本来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谁还能够否认？这种强奸的结果，中国的旧社会急遽的崩溃解体，这样，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候补的国货实业家，出现了市侩化的绅董，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阶级的智[知]识阶层。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绅董希望满清和第二次中兴，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则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在这种根本倾向之下，当时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要想恢复什么“固有文化”。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智[知]识阶层的萌芽，能够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预兆。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现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说过：“吃人经济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种制度的理想，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谓智[知]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宝贵的。”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除出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
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若夫后二，无可论已。……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了短期的革命，而现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热心于提倡而实行“制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预备亡国，而且更进一步，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自然，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重个人而非物质”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可是，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固然，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智[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只要看鲁迅当时的《摩罗诗力说》，他是要“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摩罗是梵文，欧洲人说“撒旦”，意思是天魔。鲁迅的叙说这些天魔诗人（裴伦等等），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了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
在那时候——一九〇七年——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如果不是《坟》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也许同中国的许多“革命档案”一样，就这么失败了。这些文献的意义，在于回答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问题：群众这样落后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革命思想界里有一个现成的答复，就是说，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等编练了革命军队来替他们革命，而革命成功之后也还不能够给民众自由，而要好好地教训他们几年。而鲁迅所给的答案却有些不同，他是说，因为民众落后，所以更要解放个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觉的声音”，使它“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这虽然也不是正确的立场，然而，比“革命的愚民政策”总有点不同罢，问题在于当时中国“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有了这种阿Q式的自譬自解，大家正在飘飘然的得意得很，所以始终是诸葛亮式的革命理论“胜利”，而对于科学艺术的努力进取的呼声反而沉没了。
鲁迅在当时不能够不感觉到非常之孤独和寂寞，他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说俄国文家科罗连珂的《末光》里，叙述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书，书上有黄莺，而那地方却冷得什么也没有，他的学生听说这黄莺会在樱花里唱出美妙的歌声，就只能够侧着头想像[象]那黄莺叫的声音。这种想望多么使人感动呵。“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是已夫！”（《坟·摩罗诗力说》）
然而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总理全集·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说辞》）。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智[知]识阶层就显然的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这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当时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思先生的联盟，继续开展了革命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现代式的智[知]识阶层生长发展的结果。鲁迅的参加“思想革命”是在这时候就开始的。我们说他的“参加”开始，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够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争”之后，反国故派方才成为整个的队伍。
辛亥之后，大家都可以懂得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并不是个个人都觉得到继续统治的是谁。鲁迅说，这是些“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而杀“现在”的自然是一些僵尸。那时候还是完全的僵尸统治呵。
这些僵尸，封建性的军阀，官僚式的买办，自然要竭力维持一切种种的国故：宗法社会的旧道德，忠孝节义和腐烂发臭的古文化。他们——好比“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坟·我的节烈观》）这些将到“被征服的地位”的人，一定要提倡守节，一定要称赞烈女。而且为着保持自己的统治，自然更要提倡忠孝，因为活人总要想前进，青年总想活动，只有死人可以拖住活的，老人可以管住小孩，这样就天下太平了。
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应当说是僵尸）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这固然是黎明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一般精神，然而鲁迅在这时代已经表现了他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却是鲁迅。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举一个例说罢。白话运动初起的时候，钱玄同之流不久就开倒车，说《三国演义》那样的文言白话夹杂的“言语”就是“合于实际的”模范，理想不可以过高。而另一方面也有人着重的说明文章的好坏不在于文言白话的分别，而都靠天才，或者要白话好还应该懂古文。这样，每一个新文学家，都在运用“天才”创造新白话文的模范。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而“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坟·写在“坟”后面》）“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三闲集·“小小十年”小引》）我自己以为只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写在“坟”后面》）。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这“桥梁”总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五四”前后，《新青年》的领导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时反对宗法礼教，反对国故，主张妇女和青年的解放，主张白话文学，——“理想”的浪潮又激动起来，革命的智[知]识青年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新的前途。然而大家都应该记得，这时期之前不久，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反动，——横梗在思想界前面的重要问题，是理想没有用处，革命的乱闹就是由于一味理想。当时的反动派，的确“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的道理。道理各各不同，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却是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开始。不用说，那些治国平天下的老革命党其实是被反动派难倒了。他们赶紧悔过，说以前我们只会破坏，现在要考究建设了；至于理想过高，民众理会不到，那么，革命党本来就不要民众理会，民众总是不知不觉的，叫他们“一味去行”，让我们替他们建设以理想好了！这是老革命党的投降。而新革命党呢？“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经验的人的假面具，指出他们的所谓“经验”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经验！
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坟·杂忆》，以及整部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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