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自然，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但是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这个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时候，却已经准备着，只要看当时段祺瑞章士钊的走狗“现代评论”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是怎样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这中间的奥妙。而鲁迅当时的《语丝》，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正是针对着这些未来的“官场学者”的。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他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舔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的蝇屎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中不可少的阵线。
的确，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的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
“中国的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中国的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民众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它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它们欧化，又使它们守旧。”（约瑟夫）这就是中国僵尸欧化的原因。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要想稳定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只会运用一些“六君子”之类“开国元勋”，“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问题是在于要统治奴隶就要有一定的奴隶规则（《坟·灯下漫笔》），而新的奴隶规则，要新的“山羊”来帮忙才定得出来。这样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铛……“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段祺瑞章士钊时代——五卅时代的陈西滢们，就企图做成这样的“山羊”。虽然这企图延长了若干年，而他们现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帮忙文人”，而且已经像生殖力最强的猪猡和臭虫似的，生出了许许多多各种各式的徒子徒孙。当时——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他们的努力，例如剿杀“学匪”，或者请出西哲勖本霍尔来痛打女师大的“毛丫头”之类，总算不是枉费的。
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暴露这些“做戏的虚伪主义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他们在“五卅”的时候，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摩），说中国人的“打，打，宣战，宣战”，是“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意思是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陈西滢）。他们在“三一八”之后，立刻就说“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领袖应负起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墨写的谎说”难道掩得住血写的事实吗？然而鲁迅在这一次做了一个“错误”；“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他在当时已经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一两年后的黑暗会超越“三一八”屠杀的几百千倍。鲁迅如果有“错误”，那么，我们不能够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评“我还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实在远超出于文学家最深刻的“构陷别人的罪状”！而文饰这种丑恶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当五卅时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国内的阶级战斗的同时开展；这又是新的阶段的更加严重的问题。而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质问：“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五卅”之后的巨大的群众革命浪潮。革命是在进到新的阶段，“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这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就必须打倒这些阴毒“东西”——动物！就不再是请愿，不只是“和平宣传”，不是合法主义，而是……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此后的“血债”是越拖越多了。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而已集·题辞》
僵尸的统治转变成戏子的统治，这个转变完成之后不善于做戏的僵尸虽然退了位，而会变戏法的僵尸就更加猖獗起来。活人和死人斗争，灭亡路上的阶级的挣扎和新兴阶级领导的群众的反抗，经过一番暴风雨的剧变而进到了新的阶段。鲁迅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就是以后的《三闲集》（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二心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又何尝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如果在以前，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他就更清楚的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是的，以前“父与子”的辈分斗争只是前一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外套，现在——封建宗法残余的统治搀杂了一些流氓资本的魔术，——不但更明显的露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战斗，而且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也不再是纯粹的“父与子”斗争的形式。同时，新兴阶级的领导展开了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僵尸，推翻流氓资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结合的远景。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智[知]识阶层，终于发现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
这样，当时革命“过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智[知]识阶层的最终的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智[知]识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学运动——五四式的新文学分化之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不能够不首先反对摩登化的遗老遗少，反对重新摆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这种筵宴旁边的鼓乐队。蹂躏革命“战士的精神和血肉……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这些流氓式的戏子，扶着几乎断送“死尸的生命”的僵尸，“稳定了”他们的新的统治。于是乎他们的鼓乐队里，就搀和了些“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国的霍普德曼（冤枉！），西班牙的伊本纳兹，中国的吴某某”等等，而偏偏还要说这是革命文学！这其实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低能儿（《而已集·革命文学》），这其实是段政府之下的陈西滢们的徒子徒孙。据说是段祺瑞等投降了“革命”，陈西滢们“转变了”方向，然而就社会的意义上来说，究竟是谁投降了谁，谁转变了方向，是大成问题的。这时候的新鲜戏法，只在于：“‘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只剩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而已集·扣丝杂感》）
“独木小桥”始终只是独木小桥。那些“扑通，扑通”掉下去的却学会了游水。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正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的发展。在这新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的形成新的阵营。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父与子的问题，也不仅是暴露指挥刀后的屠伯们的问题。这是关于革命队伍的战略的争论。
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这不但在日本、美国、德国，甚至于在苏联，也经过波格唐诺夫式的幼稚病。关于这种幼稚病，德国的皮哈曾经说过：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务。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创造社的转变，太阳社的出现，只在这方面讲来，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
然而革命军进行的时候，“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周围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开着。何况小资产阶级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呢。
小资产阶级的智[知]识阶层之中，有些是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这些农民从几千百年的痛苦经验之中学会了痛恨老爷和田主，但是没有学会，也不能够学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怎样去解除这种痛苦。“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概观》）然而，宽泛些说，这种文艺当然也是革命的文学。因为它至少还能够反映社会真相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应当注意的方向。而同时，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知]识青年。这种智[知]识阶层和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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