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于执政，见杀。”）
“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临沣侯刘晃谋反，伏诛。”（南史书“诛临沣侯刘晃。”是也。）
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如“张敬儿等起义兵”是也。
作刘宋本纪而以为刘氏者曰“反”，为萧氏者曰“义”，此岂可笔之于书？顾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见其微露实事之处。
如后废帝纪，谓“废帝昱无道，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王敬则谋之。敬则结昱左右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以呈齐王，王乃戎服入宫，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即位。”是道成为弑君主谋，已不待辨也。
沈攸之传，虽不敢载其“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之语。（见南史）然犹存攸之上武陵王赞一书，以见其忠于宋室之志。（书曰“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岂不知俯眉苟安，可保余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患难？诚感历朝知遇，欲报宋室耳！若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
黄回传亦载“其与袁粲约，欲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齐王于朝堂。会粲败，乃不果。”刘秉传，谓“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密怀异图，与袁粲及黄回等谋作乱，为齐王所诛。”此亦各见其尽节于宋。至袁粲传，虽不敢载当时谚语“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句，然传内谓“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乃与黄回、卜伯兴等谋，矫太后令，使伯兴等据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事泄，为齐王攻破石头，被杀。”则明著其送往事居（埋葬死者，事奉生者），不济，则以死继之，其志节为不可及也。
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翙、新兴王嵩，皆先书“元徽四年，年六岁。”下书“齐受禅，以谋反，赐死。”元徽四年至升明三年，齐受禅仅三阅岁，则翙等仅九岁耳，九岁之人，岂能谋反？而曰“以谋反，赐死。”则齐之戕及亡国之童稚，不言可知也。
然则约之书宋齐间事，尚不至大失实也。盖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万目。
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于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智深传）刘祥在永明（武帝）中同修宋书，讥斥禅代事，王俭密奏之，上衔而不问。（南史刘祥传）
又有诏“袁粲、刘秉同奖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前废帝），特有乃心，岁月弥往，宜特优奖，可皆为改葬，其诸子丧柩在西者，亦符送还旧墓。”则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论耳！
案沈约不讳齐高帝废弑之事，非彰齐之恶，乃正以见苍梧之当废也。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间。
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等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也。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
当苍梧无道时，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废立之谋，事泄而死。（废帝纪）齐高亦先与袁粲、褚渊谋废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齐高帝纪）
是当时朝野内外，本无一不以苍梧为当废，齐高之举，固协于天下之公。其答沈攸之书亦云“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张胆，自认为理所宜然。故约明书“齐王顺天人之心，与王敬则谋废立。”而不讳也。
其后齐郁林无道，齐明帝废而弑之，论者亦止恶其假废立为篡夺，而未尝以废郁林为非也。至（齐）东昏无道，内而始安王萧遥光起兵欲废之，张欣泰、胡松等又结党欲废之，许准又劝宰相徐孝嗣废之；外而陈显达起兵欲废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废之，最后梁武起兵，卒令殒命。夫固皆以废立为势所不得已也。
当东昏赐徐孝嗣、沈昭略死时，昭略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下官与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若问明府今日之事，何辞答之？”
又梁武围城日久，张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今独夫自绝于天，斯微子去殷之时也。”乃遣范云等诣梁武。
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常然。约之书此，正见齐高之应天顺人也。
宋书本纪书法
史记汉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封沛公称“公”；封汉王，称“王”；及即位，称“帝”，此本虞书旧法也。
宋书本纪，于刘裕起事，即称“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称“公”；封宋王后，称“王”，登极后，称“上”，此又仿陈寿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即称“太祖”；后乃称“公”、称“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建安元年，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下忽改称“公”，殊觉两无所著。
宋书于封公后称“公”；封王后称“王”，尚为得实矣。南史则于起事时即称“帝”，以后封公、封王及登极，皆称“帝”，亦是一法。
宋书于萧道成，书法尤有窒碍者。
沈约在齐朝作宋书，自不敢直书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纪，已称“齐王”，若蒙上文而下，应书“进齐王爵为齐公”，而文不可通，乃书“进太傅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下始云“进齐公爵为齐王”，是称“齐王”在前，封齐王在后，终觉文义不顺。南史直书“萧道成”，盖易世之后，无所避讳，故易于下笔也。
宋齐书带叙法
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
如刘道规传“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庐陵王义真传“义真从关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弘来寻，始得就路。”因带叙“弘，鲜卑人，本慕容超尚书。元嘉中为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叙义真事，以完本传。是段弘带叙于义真传内也。
他如何承天传带叙谢玄也，何尚之传带叙孟顗也，谢灵运传带叙荀雍、羊璇之、何长瑜三人也，皆是此法。
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
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传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
至如刘义庆传，因叙义庆好延文士鲍照等，而即叙“鲍照，字明远，文词赡逸。”又因照文词赡逸，而即载其河清颂一篇，二千余字，并叙“照惧孝武忌其才，故为鄙言累句以免祸。”而其下又重叙义庆之事，以完本传。遂觉一传中，义庆事转少，鲍照事转多，此未免喧客夺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传？而载其赋颂于本传中，今乃不立照传，而以照颂附入义庆传，成何史体也？
齐书亦多带叙法。
如文惠太子传，因文惠诱执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带叙“柏年先在梁州平氐贼之绩。”又带叙“襄阳有盗发冢，得竹简书，王僧虔以为科斗书，考工记阙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舆服御之属，而带叙“文景父陶仁，恶文景所作，曰‘终当灭门。’乃移家避之。后文景果赐死，陶仁遂不哭。”
又如张敬儿传，因敬儿斩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斩攸之使，遂带叙“道和本姚兴之孙，自称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云云。”
宋书纪魏事多误
宋书有索虏传，叙魏太武（拓跋焘）后文成帝即位之事，谓“太武有六子，长名晃，为太子。次晋王，被太武赐死。次秦王乌奕肝，与晃对掌国事，为晃所谮，遣镇枹罕。次燕王，次吴王，次楚王。太武南征，所虏获甚多，晃私遣人择取。太武闻之，大加搜检，晃惧，谋行弑。焘诈死，遣近侍召晃迎丧，至则执之，罩以铁笼，杀之。立秦王为太子。会太武死时，使嬖人宗爱立吴王博真。后宗爱、博真恐为乌奕肝所害，杀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当立晃子浚耳。’乃杀博真及宗爱而立浚，即文成帝也。”案魏书“太子晃，极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谥景穆。次秦王翰改封东平王，即宋书所谓乌奕肝也；次燕王谭，改封临淮王；次楚王建，改封广阳王；次吴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宗爱又矫皇太后令，赐秦王翰死，迎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为宗爱所害，大臣长孙渴侯、陆丽等迎立皇孙浚，是为文成帝。”
据此，则太子晃以疾薨，非太武赐死也。吴王为宗爱所擅立，非太武遗命也。继又为宗爱所害，非燕王杀之也。宋书所云，盖南北分裂，徒以传闻为记载，故有此误耳。
又如宋书柳元景传“元景有从弟光世，留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焘南寇时，浩密有异志。光世邀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连坐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
案魏书“崔浩之诛，以修国史，刊石于路衢，为众所嫉，事上闻，故至族诛，并连及柳氏、卢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国史，初非别有异图也。宋书所云，盖光世南奔时诡托之词，后遂笔之于记载耳，自当以魏书为正。
北史叙太子晃、秦王翰及南安王余事，俱据魏书；南史柳元景传亦但云“从弟光世留乡里仕魏，为河北太守，与崔浩亲。浩被诛，光世南奔。”而不言浩有异图被祸，固以宋书所记不足凭也。
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宋武开国，武将功臣以檀道济、檀韶、檀只、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为最。田子
从武帝克京口，平京邑，灭慕容超。卢循内逼，田子与孙季高从海道袭广州，倾其巢穴，循无所归，遂被诛戮。
武帝北伐，田子先入武关，据青泥。姚泓率大众来御，田子大破之，遂平长安。武帝宴诸将于文昌殿，举酒属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后旋师，留田子及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辅桂阳公义真镇长安。会赫连勃勃来寇，田子与镇恶出师御之。或言“镇恶本北人，欲尽杀南人，自据关中。”田子乃矫武帝令，诛之，而自归于义真，为长史王修所杀。是其身虽死，而勇烈固在诸将之右也。
林子
从武帝灭慕容超，而卢循奄至京邑，林子与徐赤特断拒查浦，赤特轻战而死，林子收败卒，再战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复断塘而斗。会朱龄石至，与林子并力，贼乃散去。
武帝每征讨，林子皆摧锋居前，至夜辄召还宿卫。
武帝北伐，林子为先锋，杀董神虎于襄邑，袭薛帛于解县。与道济等攻蒲阪，林子以蒲阪城池坚深，非可猝下。潼关天险，而王镇恶孤军无援，若使姚绍先据之则难图。乃亟赴潼关，而姚绍已举关中之众来设长围，诸将疑沮，议欲渡河避其锋。林子力争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绍众稍却，林子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遂进屠定城，杀姚鸾，屯河上，走姚瓒。绍又遣姚伯子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武帝使林子累战大破之。于是粮运无阻，遂平长安，擒姚泓。是克关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
沈约撰宋书，所以不入列传者，以此二人功绩，详载于自序中，以显其家世勋伐，故功臣传缺之。李延寿作南史，既非如沈约另有自序载其功绩，则自应将此二人作传，与道济、龄石等同入列传中，乃竟遗之，而仍附于沈约传内。可见延寿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删节之、离合之，不复另加订正也。
齐书旧本
齐书亦有所本。
建元二年（齐高萧道成），即诏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等表上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蚀旧载五行，应改入天文志。帝女应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议，以为“食货乃国家本务，至朝会，前史不书，乃伯喈（蔡邕）一家之意，宜立食货，省朝会。日月应仍隶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绝行，当载列女传，若止于常美，不立传。”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见檀超传）此齐时修国史体例也。
又有豫章熊囊著齐典，沈约亦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
今案萧子显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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