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精于佛学，能知未来，其谶记往往流传后世，即其散见于各传者：
如南史梁武纪“天监中，宝志有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舍纪之。帝年三十八，克建邺；八十三，同泰寺灾；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验。
王僧辨传“天监中，宝志有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时人谓萧氏当灭，李氏当兴。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后为僧辨所败。”徐陵传“陵数岁，家人携以见宝志，宝志摩其顶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见南史者也。
即以梁书而论：
何敬容传“宝志谓敬容曰‘君后必贵，终是何败何耳！’及敬容为相，恐何姓者当为其祸，遂抑没宗族，无仕进者。后为河东王誉发其请嘱私书，遂及于败。此何败何之验也。
刘歊传“宝志遇歊于兴皇寺，惊曰‘隐居学道，精净登佛。’如此三说。”
此又见于梁书者也。
则其生平，必尚多可纪述。且王筠传“筠奉敕制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是不惟为时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此岂得无传？乃梁书无方伎一门，遂少此传。南史附传于陶弘景之后，可补梁书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愈，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
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
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
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陈书多避讳
陈书于“武帝之进公爵、封十郡，加九锡、进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禅位，逊于别宫，陈武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阴王薨，丧葬如礼。”一一特书，绝不见有逼夺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当时国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变其体也。第本纪所讳者，恃有列传散见其事。
乃衡阳王昌，本武帝子，陷于周未回。武帝崩，从子文帝即位，而昌始归，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见南史）本纪既但书“衡阳王昌薨。”而昌传亦但书“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即侯安都传，亦但云“昌济汉而薨。”（南史昌传，则谓“济江于中流，陨之，使以溺言。”）初不见有被害之迹也。
始兴王伯茂，乃废帝伯宗之弟，与伯宗同居宫中。伯宗为宣帝所废，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盗，殒之于途。陈书伯茂传，但谓“路遇盗，殒于车中。”亦隐约其词，不见被害之迹也。
不特此也。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曰“师知卖我！”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见南史）此则师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为之讳？乃陈书师知传绝无一字及之。但叙其议大行灵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载沈文阿、徐陵、谢岐、蔡景历、刘德藻等各议，共三千余字，敷演成篇，以见师知议礼之独精。此岂非曲为回护邪？
又如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乱，遁回乡里，流寓晋安，陈宝应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书侍郎，宝应留不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尝居东山，著居士服。此不过知几能远害耳。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盖姚察父子本与刘师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陈，入隋又与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徇，而为之立佳传也。南史于师知传明书其事，洵为直笔。而寄传亦全载其劝宝应之书，又无识甚矣！
萧子显姚思廉皆为父作传入正史
司马迁、班固、沈约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尝另立父传，列于正史也。惟萧子显作齐书，为其父豫章王嶷立传；姚思廉修陈书，为其父吏部尚书察立传，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无一不纤屑叙入，故嶷传至七千余字，察传亦至三千余字。为人子者，得藉国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
或疑嶷传只载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显不载。当是子显亲为父作传，故隐己之名。
至察传并载思廉在陈为法曹参军，入隋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
然传末云“察所撰梁、陈二史未毕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尔以来，稍有撰续。”云云，而不言思廉卒于何时，可见察传实思廉自作。
况察之父僧坦以医术著于梁代，官太医丞。所得赏赐，皆给察游学。事见南史。而陈书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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