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进之羡余，是又因百官之滥恩，而朘万民之财力，立制抑何谬耶！宋制禄之厚
宋史职官志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
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
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奉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
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
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傔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
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
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
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复旧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
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
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灵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灵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灵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
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灵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
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宋恩荫之滥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
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
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现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
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
天圣中（仁宗），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告身：唐以后官员的任命令）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仁宗），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
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
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
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圭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
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
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
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
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
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
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
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
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
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搏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绩，亦被横赐。
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
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乾兴元年，真宗崩，出遗留物赐近臣、宗室、主兵官）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
南渡后，吴玠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璘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矣。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王禹偁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称传）
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
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
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徽宗时，卢策疏言“皇祐（仁宗）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英宗）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神宗）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
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
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淳，尚无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
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粜本钱。（亦见蔡幼学传）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
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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