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伯尝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孝宗），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曹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
淳熙五年（孝宗），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真宗），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麴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
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
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
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
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
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
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
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恐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
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
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
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弥封）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
其以徇私得中者，
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钱徽传）
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至五代时，
郑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传）
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崔棁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棁曰“孔英来矣！”棁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棁传）
此以势利舞弊者。
后唐清泰中（末帝李从珂），卢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薛居正传）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李度传）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
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惧，俾俱成名。
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
其有稍示惩罚者，
同光三年（后唐庄宗），礼部侍郎裴皞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覆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皞免议。
周广顺中（太祖），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显德中（世宗），刘涛考试不精，杨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昉覆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
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
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
宋初因之，
开宝中，李昉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帝怒，特命覆试，多黜落者，昉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昉传）
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
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
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
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清康熙六十年，会试副总裁李绂用唐人通榜法，拔取知名之士。下第者喧哄于其门，被劾落职，发永定河效力。
定罪归刑部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覆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覆核，宜无有擅杀者矣！
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
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
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
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捍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
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毬，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毬乃归。（见彦博传）
舒亶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亶前，命杀之，不服，亶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亶传）
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亶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宋辽金夏交际仪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
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
宋辽
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
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
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
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
哲宗崩，辽使来吊，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
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
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
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史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闇，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完颜仲传）
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
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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