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未久，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锜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
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浚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
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堤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
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初无定员。
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
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
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
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
乾道八年（孝宗），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
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
按旧唐书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
开禧元年，韩侂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
德祐中，王爚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
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
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
宋则有三世为相者：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
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三入相
宋史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乾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淳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祐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昉：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淳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纯仁：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淮军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淳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吴潜：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程元凤：宝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祐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
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
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
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
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
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
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
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灵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惇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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