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
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奉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
宋史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
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
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
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
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
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
即如常平社仓，何尝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
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沧海扬尘，谓世事巨变，同“沧海桑田”。此为吴处厚构讦蔡确之语。按宋史处厚传：蔡确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笺乞怜，确无汲引意。王圭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以安礼与圭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欲救亶，密遣人致意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圭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元祐中，确知安州，有卒当戍汉阳，确固不遣，处厚怒曰“尔在庙堂时数陷我，今比郡作守，犹尔邪？”会得确车盖亭诗，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扬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确遂南窜。擢处厚知卫，然士大夫由此畏恶之。
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
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
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
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
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
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英宗宣仁高皇后，神宗生母）侄公绘曰“延安（即哲宗，时为延安郡王）幼冲，雍（神宗弟雍王赵颢）、曹（神宗弟曹王赵頵）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公绘惊曰：“此何言？君欲祸吾家邪！”），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圭知之”（反宣言“太后属意雍王，与王圭表里。”）。确乃约圭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圭，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圭语小异即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恕导确约圭入问疾，阳勾致圭语，使知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须圭小持异则执而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定议立延安。”恕益无所施，犹自谓有定策功，传播其语。）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
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绍圣初，章惇、蔡卞当国，欲甘心元祐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圭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已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
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文彦博）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惇、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惇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如白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文及甫亦可谓名父之子多败德）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祐诸臣，果如是乎？”惇、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惇、安惇等传）
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
今见于高宗本纪者：
茶陵县丞王庭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
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瑀、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
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
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
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
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振知台州，炜每大言无顾忌，振击节称善，遂荐炜改秩，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俾同荐之。属吏密语振曰：“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昌时义不当举，待制亦不可举。”振曰：“吾业已许之，岂可中辍？”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
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
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
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
故学士程瑀、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瑀子孙并论罪。通判沉长卿、县尉芮奕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奕武冈军，俱编管。
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
又命大理寺鞫张祈附丽胡寅狱。
此皆本纪所书也。其散见于各传者：
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
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
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
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
王庭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
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
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
此以铨而连及者也。
叶三省、王远、王超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
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
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
此因浚而连及者也。
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高宗亲书“一德格天”匾其阁），必欲杀之。
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浍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瑀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瑀尝为论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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