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杀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若虚谓奕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时崔立自称郑王，若虚为直学士）（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不能夺，乃召太学生为之。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
是碑文之作，与祁、好问二人无涉也。
而若虚传又谓：若虚辞免后，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省，好问时为郎中，谓祁等曰“众议属二君，其无辞。”祁不得已，为草定以示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好问二人之手矣。
然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碎尸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即若虚）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尊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据此，则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盖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问改作之诬，更不待辨矣。
然经诗末句云“且莫独罪元遗山”，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
经诗谓：林希所作，极口吠尧，斥金源盗据中国。而金史谓好问所改，止直叙其事。岂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好问见而愤之，特改其肆逆之语，后人遂以为出祁、好问之手耶？
崔立功德碑，传谓元兵入城，不果立也。是碑虽未得立，而出于何人之手，反成千古悬案。
若虚传载：翟奕召太学士刘祁、麻革辈，好问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瓯北引郝经诗“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谓作碑者另有其人，非刘祁，尤非元好问，直以金史所载为诬。然又以“且莫独罪元遗山”，谓究有干涉，而解以删改初稿，以去肆逆之语，遂蒙诬名。
郝经，金亡时方九岁，后使宋为贾似道拘留十六年。
其诗“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缕析如下：
“滹南先生付一死”指若虚所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然其终未死也，非唯不死，且与好问共删定碑文。依其诗意系谓若虚为名节尚曾不惜一死，惟其终未死也，故后文“林希更不顾名节”之“更”始有意义。
“林希更不顾名节”见宋史希传即明，惟“兄为起草弟亲刻”则难解其义。林希，北宋人。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希以久不得志，遂朋奸逞毒于元祐诸臣，凡黜司马光、苏轼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是典出于此。
“兄为起草弟亲刻”，若谓林希为兄，则必有弟相与狼狈为奸，然林希弟旦，元祐初为殿中侍御史，甫莅职，即疏劾章惇、吕惠卿等，乃正人也，故传论谓“林希草制，务丑诋正人，自知隳坏名节，掷笔而悔，又何晚也；弟旦反其所为，纠劾巨奸，善恶岂相掩哉！”则“兄为起草弟亲刻”非林希、林旦明矣！然典出何处？亦无从查考。
按元好问淹贯经传百家，名震京师，乃金末文学巨擘。天兴初，好问为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后，不仕。刘祁，为太学生，甚有文名，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
若虚传载：若虚拒作碑文，翟奕乃召太学士刘祁、麻革等，好问以众议已属，喻其无让。祁等先固辞而别，促迫不已，乃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共删定而成。则初稿乃刘祁所作，而好问复自为之，若虚共删定也。而郝经诗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瓯北谓“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则初稿即刘祁所作也，又谓“非祁所作，必另有其人”，而传中翟奕所命者又别无他人，则好问所见原稿究出何人之手？自相淆乱矣！
好问先以众议已属，喻刘祁、麻革等无让。既云众议，好问必与其事也；而祁草定后迳付好问，则前文“促迫不己”者，好问亦必在其中也；好问以未惬而自为之，既成并示若虚共删定之，则若虚亦为襄助者矣。盖文人畏死惜名，若虚不作碑文，不过惜一己之名；好问先不自作而以众议迫祁，其心亦然。惟刘祁所作不合其意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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