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一老公至一大宅，亦系老公家，教以遇人辄打死。之采录其语，明日刑部又覆讯，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系庞保，大宅老公系刘成，保、成皆郑贵妃宫内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贵妃弟郑国泰主谋，欲弑太子，为福王也。帝亦心动。贵妃窘，自乞哀于皇太子。帝御慈宁宫，皇太子及三皇孙侍，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朝臣入，极言我父子慈爱，以释群疑。命磔差、保、成三人，无他及。群臣出，帝意中变，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会同司礼监讯保、成于文华门，保、成以无左证，遂辗转不承。刑部尚书张问达请移入法司刑讯，帝以事连贵妃，恐付外益滋口实，乃毙保、成于内，三道、守才远流，其事遂止。（张问达、王之采等传）此梃击一案也。红丸
光宗即位甫数日即病痢，中官崔文升进利剂，益剧，有鸿胪寺官李可灼进药称仙丹，帝召阁臣方从哲、韩爌等入受顾命，因问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视，言病源甚悉，帝命速进药，诸臣皆不敢决，可灼遂进一丸，帝稍觉舒畅，诸臣退，帝又命进一丸，明日天未明，帝崩。（韩爌传）此红丸一案也。
移宫
光宗初即位，时郑贵妃尚在干清宫，李选侍为贵妃，请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谕司礼监矣，时外廷传言贵妃以美女进帝以致病，御史杨涟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并请帝慎起居，因及郑贵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涟，数目视涟“毋听外间流言。”遂逐文升，且停太后命。涟自以小臣受顾命，誓以死报，帝崩，涟急催阁部大臣同入，临毕，阁臣刘一问群奄“皇长子何在？”东宫伴读王安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大呼“谁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选侍乃令皇长子出，一等即呼万岁，掖升辇，至文华殿，先正太子位。时选侍在干清宫，一谓太子不可与同居，乃奉太子暂居慈庆宫。明日，周嘉谟、左光斗等疏请令选侍移宫，光斗疏中有武氏语，选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谴，涟正色谓诸奄“太子今已为天子，选侍何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选侍不得已，即日移哕鸾宫，帝乃还干清。（一、涟、光斗传）此移宫一案也。梃击
梃击自庞保、刘成死后，浮议已息。明年之采为徐绍吉劾去。天启中，之采复官，乃追理前事，上复仇疏，谓“梃击一事，何等大事？乃刘廷元以疯癫蔽狱，胡士相亦朦胧具词，实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廷元，谋为大逆耳！”此又梃击一案争端之始也。
红丸
光宗崩，阁臣方从哲票拟，赏李可灼银币，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可灼引疾归。已而孙慎行入朝，追劾从哲，谓“可灼非太医，红丸是何药？从哲乃敢使进御，从哲应坐弑逆之罪。”王纪、杨东明、钟羽正、萧近高、邹元标等疏继之，黄克缵等则为从哲辨，此又红丸一案争端之始也。
移宫
李选侍移宫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金宝过干清门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诸奄惧，则扬言帝薄待先朝妃嫔，致选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摇惑外廷。御史贾继春遂上安选侍书，黄克缵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继春籍。已而帝渐忘前事，王安又为魏忠贤排死，刘朝、田诏等乃贿忠贤而上疏辨冤，于是继春等起用，倚奄势与杨涟等为难，此又移宫一案争端之始也。
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
梃击梃击虽不能不致疑于郑氏，然安知非庞保、刘成等之行险幸功？故当时孙承宗已谓“事关太子，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可问；庞保、刘成而上不可问。”此亦善为调停之说也。红丸
红丸之案，据韩爌具述进药始末，谓“可灼进药时，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慎行独责从哲以弑逆，本属深文，故疏出，举朝共觉其过当，特以其援引春秋许世子不尝药之例，其论自不可没。
移宫
至移宫一事，光宗在位日浅，李选侍素无权势，不比郑贵妃之在万历中数十年薰灼也，即暂居干清，亦岂遂能垂帘称制？特熹宗年尚幼，不可不虑其久而挟制，此杨涟等趣移宫之深意也。既移宫后，自当待以恩礼，乃忽有薄待先朝嫔御之流言，则贾继春之请安选侍，亦未为过。
故倪元璐之论此三案，谓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词；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说最得情理之平。乃此三案遂启日后无穷之攻击者。缘万历中，无锡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东林书院，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慕之。其后邹元标、冯从吾等又在京师建首善书院，亦以讲学为事。赵南星由考功郎罢归，名益高，与元标、宪成，海内拟之三君。其名行、声气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
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而主梃击、红丸、移宫者皆东林也。万历末，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叶向高传）光熹之际，叶向高再相，与刘一等同心辅政，复起用东林，及赵南星长吏部，又尽斥攻东林者。于是被斥者谋报复，尽附魏奄，借其力以求胜。向高等相继去国，涟、光斗等又被诬害，凡南星所斥者，无不拔擢，所推者无不遭祸，迭胜迭负，三案遂为战场。
倪元璐所谓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逆奄得志后，逆奄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进，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东宫时有梃击之变，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为内侍服，入干清宫，被获，下东厂讯，中官冯保欲缘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为高拱所使行刺者，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讯，廷臣杨博、葛守礼等力言于张居正，居正讽冯保，保乃以生漆酒喑大臣，移送法司处斩。（高拱传）是宫禁之变，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谓“王大臣徒手闯宫门，则非张差之持棍肆击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红丸亦有故事，孝宗崩，时中官张瑜等以误用药下狱，杨守随会讯杖之。（守随传）御史任惠又请明正张瑜及刘文泰用药失宜之罪。（惠传）世宗晚年，服方士药，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高拱传）是用药致殒，亦有故事。然高拱谓“世宗临御四十五年，抱病经岁，寿考令终，乃谓为王金等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帝为何如主？”此又一说也。盖世宗之服方士药，误在平日，故无迹可寻，孝宗、光宗之服药遽崩，误在临时，其迹易见，使崔文升、李可灼之案，阁臣或仿杨守随杖责之例，则诸臣当亦无异言矣，而反赉以银币，所以招物议也。
至移宫之例，即光宗初登极时，郑贵妃亦尚在干清宫，为李选侍请封皇后，选侍亦为贵妃请封皇太后，尚书周嘉谟等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日移慈宁去，是移宫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系长君，故郑贵妃不能不移，熹宗则冲主，选侍或以保护为词，同处日久，易启挟制之渐，故涟等早虑之耳。然选侍去而客氏入，卒至与魏奄乱政，盖国运将倾，固非人所能预料也。
张居正久病百官斋祷之多
明天启中，魏阉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万历中，张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祷祀，延及外省，靡然从风，则已开其端。
盖明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于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此亦可以观风会也。
案明史：居正病，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无不建醮。
而明朝小史所载更详：万历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已而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又继之，诸杂职又继之。仲夏赤日中，舍职业而奔走焉。其同乡门生故吏有再举三举者，司香大僚执炉日中，当拜表章，则长跪弗起，至有贿道士数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书副本，赂其家人，达之相公，或见而颌之，取笔点其一二丽语，自是争募词客为之，冀其一启颜。不旬日，而南京仿之，山、陕、楚、闽、淮漕、抚、按、藩、臬无不醮者。
于慎行笔麈又记：建醮时，有朱御史于马上首顶香盒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辅官例致牢饩，则大骂曰“尔不知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馈我！”
此等情状，其去魏阉之生祠，亦岂有异耶？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
邹缉等传赞，谓：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缝掖布衣、刀笔掾吏，朝陈封事，夕达帝阍，所以广聪明，防壅蔽也。（各列传：如练纲以监生言事，范济以谪戍人言事，聊让以仪卫司余丁言事，张昭以前卫吏言事，贺炀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职官员，如侍讲刘球谏征麓川，讥切王振，郎中章纶、大理卿廖庄请复沂王储位，翰林罗伦劾李贤夺情，修撰舒芬等谏南巡，杨慎等争大礼，员外郎杨继盛、经历沈炼等劾严嵩，皆非言官，明史列传不可数计）而科道之以言为职者，其责尤专，其权尤重。职官志序，谓：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者劾，凡上书乱成宪者劾，遇考察则同吏部司黜陟，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则同刑部大理平谳之，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隐。又有六科给事中，凡制敕有失，则封驳，至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鞫大狱皆得预。此可见言官之职掌也。然统观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后风气亦不同。
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淳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如刘球、章纶等所奏，固关国计民生之大。他如天顺中，十三道御史张鹏等共劾石亨、曹吉祥。成化中，给事中李俊等劾佞幸李孜省、僧继晓，御史姜洪、曹鼐等劾大学士万安、刘吉，而荐王恕、王竑、李秉等可大用，御史毛弘以钱太后将别葬，邀百官伏哭文华门，卒得祔葬英宗陵之类。张伦等传赞，谓：是时门户未开，名节自励，未尝有承意旨于政府，效搏噬于权珰，如末造所为者，故其言虽有当否，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民。）
正德、嘉靖之间，渐多以意气用事。（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被杖者百余人。嘉靖中，议大礼，伏哭左顺门者亦百余人，李福达之狱，劾郭勋，被罪者四十余人之类，已多叫呶之习。）张璁所谓“言官徒结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情恣横。”此固台谏恶习，然亦有未可概论者，如刘瑾乱政，御史蒋钦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灯下，闻鬼声，钦知是先灵劝阻，奋笔曰“业已委身，不得复顾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许天锡欲劾瑾，知必得祸，乃以尸谏，夜击登闻鼓，缢死，而以疏预嘱家人于身后上之。（见各本传）
世宗时，杨最等既以谏斋醮杖死。严嵩当国，又杀杨继盛、沈炼等，而御史桑侨、谢瑜、何维柏、喻时、童汉臣、陈绍、叶经、邹应龙、林润等、给事中王韬孟、陈、沈良才、厉汝选等，犹先后疏劾，廷杖谪戍，至死而不悔。（俱见各本传）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如沈束在狱凡十八年，传赞谓：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可见诸臣虽不免过激，而出死力以争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
万历中，张居正揽权久，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夺情一事，疏劾者转出于翰林部曹。（翰林吴中行、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沉思孝、进士邹元标等）而科道曾士楚、陈三谟等且交章请留，及居正归葬，又请趣其还朝，迨居正病，科道并为之建醮祈祷，此言路之一变也。
继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入相，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于是言路之势又张，张文兴、丁此吕等即抗章劾阁臣，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叶向高传：帝不省章奏，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争李三才之案，党势遂成。）此言路之又一变也。（如熊廷弼、王化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秉谦谓“今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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