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也；非战守之议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不合也。满朝荐传亦谓：是时辽左尽失，国事方殷，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全不以国事为急。）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倾东林，于是如蛾赴火，如蚁集膻，而科道转为其鹰犬。（魏忠贤传）周忠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珰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珰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诸附者，在阉党条内）
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袁继咸疏云“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血战不己。”吕大器等传论，谓：自万历以后，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京翻案之故态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缓则哄然催战，及败，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则愀然者又哄然矣！”又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卢象升亦疏云“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观此数疏，可见明末言路之恶习也。）
明末书生误国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迨贾似道始求和而旋讳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国。谢叠山所以痛惜于兵交数年，无一介之使也。
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贼之扰，南讨则虑北，北巨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寿降于我朝，后虽反正，而其子侄已仕于我朝，是宜案以通敌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寿为讲和地矣。（见邱禾嘉传）迨大兵入墙子岭，卢象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见卢象升传）是和议之策，帝已与嗣昌谋之。（何楷传：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与御史林简友驳之。）及陈新甲为兵部尚书，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我朝议和，傅宗龙奏之，大学士谢升在帝前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图之，而戒其勿泄，是帝更明知时势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升，升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签，和意已决，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升去。（见谢升及二臣传）新甲所遣求和之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新甲家人误发抄，（二臣传如此，明史则云：帝手诏为其家人误发抄。）于是言者大哗，交章劾奏，帝迫于群议，且恶新甲之彰主过，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传）自是帝不复敢言和，且亦无人能办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
案明季书生误国，不独议和一事也，如万元吉疏言“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谓不宜轻出，而已有议其逗挠者矣；贼既渡河，诸臣请撤关宁吴三桂兵迎击，而已有议其蹙地者矣；及贼势燎原，群臣或请南幸，或请皇储监国南京，皆权宜善策，而已有议其邪妄者矣。”即此一疏观之，可见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
初，明祖著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
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
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
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案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后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总而论之，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祐等数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时勉皆被诬害。
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
至刘瑾，则焦芳、刘宇、张彩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征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鉴纂要誊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
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瑄、陈继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杨继忠之名，亲往吊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
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四友斋丛说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数传之后，势成积重云。然考其致祸之由，亦不尽由于通文义也。王振、汪直、刘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贤则目不识丁，而祸更烈。
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
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后终一斥不用。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
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得肆行无忌。然正统之初，三杨当国，振尚心惮之未敢逞，迨三杨相继殁，而后跋扈不可制。天启之初，众正盈朝，忠贤亦未大横，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去，而后肆其毒痡。计振、忠贤之擅权，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而祸败已如是。设令正统、天启之初，二竖即大权在握，其祸更有不可胜言者。
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
案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今见于记载者：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是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然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明史振传）则其富已不訾矣！
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则视振已更甚。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蒋钦传）科道出使归，例有重贿，给事中周爚勘事归，淮安知府赵俊许贷千金，既而不与，爚计无所出，至桃源自刎死。（许天锡传）偶一出使，即需重赂，其他可知也。稗史又记：布政使须纳二万金，则更不止四、五千金矣。瑾败后，籍没之数，据王鏊笔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计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
其后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宁传）亦几及瑾之半。
至魏忠贤窃柄，史虽不载其籍没之数，然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顾纳贿亦不必奄寺，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
如钱宁败后，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没时，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彬传）非宦官也。
世宗时，宦官无擅权者，而严嵩为相二十年，明史所记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此已属可骇。而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今案沈炼劾嵩，谓其“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以货取索抚案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民财日削。”杨继盛劾嵩疏，谓“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将弁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徐学诗劾嵩疏，谓“都城有警，嵩密运财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王宗茂劾嵩，谓“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勀军之饷。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与其开卖官爵之令，何如籍其家以纾患？”周冕劾嵩，谓“边臣失事，纳赇（贿赂）于嵩，无功可受赏，有罪可不诛，文武大臣之赠谥，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张翀劾嵩，谓“文武将吏率由贿进，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嵩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镇使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先馈其子，未馈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已逾数十万。”董传策劾嵩，谓“边军岁饷数百万，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注，文选郎万采、职方郎方祥，人称为文、武管家。嵩赀多，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邹应龙劾嵩，谓“嵩籍本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合诸疏观之，可见嵩之纳贿，实自古权奸所宋有。其后陈演罢相，以赀多不能行，国变后，为闯贼所得，亦皆非宦官也。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
魏阉生祠魏忠贤生祠之建，始于浙抚潘汝祯，汝祯因机户之请，建祠西湖，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此天启六年六月事也。自是诸方效尤，遂遍天下。
其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建之宣府大同。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建之虎邱。二月，蓟辽总督阎鸣泰、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建之景忠山。宣大总督张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张养素又建之大同。三月，阎鸣泰与倪文焕、巡按御史梁梦环又建之西协密云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仆寺卿何宗圣建之房山。四月，阎鸣泰与巡抚袁崇焕又建之宁前。（鸣泰共建七所）宣大总督张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又建之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国祯建之卢沟桥。五月，通政司经历孙如洌、顺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门外。巡抚朱童蒙建之延绥。巡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等建之顺天。户部主事张化愚建之崇文门。武清侯李诚铭建之药王庙。保定侯梁世勋建之五军营大教场。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抚李精白建之蓬莱阁。宁海县督饷黄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顺天巡按倪文焕建之河间、天津。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建之开封。上林监丞张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锦衣卫。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顺天巡按卢承钦、山东巡按黄宪卿、顺天巡按卓迈，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淮扬巡盐许其孝、应天巡按宋祯汉、陕西巡按庄谦各建之所部。八月，总河李从心、总漕尚友、东抚李精白、巡按黄宪卿、巡漕何可及又建之济宁。湖抚姚宗文、郧阳抚治梁应泽、湖广巡按温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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