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符、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吴、越、闽、南平皆称世家。
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
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
表
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
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记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皆本史记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析。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
后汉、三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及南北史皆无表。
新唐书宰相、方镇、宗室世系三表。
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
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
辽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诸王、功臣、外戚、宰辅、七卿，共五表。
后人有因各史无表而补之者：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寔、延笃作百官表，皆不传。袁希之又有汉表，熊方有后汉表，李焘作历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补前人之缺。近时万斯同又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为详赡。
书志
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
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
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
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
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齐书亦有祥瑞志。梁、陈书及南史无志。
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
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
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
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
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
明史志目与宋史同，其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代书流传于世者不载。列传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说见陔余丛考）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
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传之，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如汉书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
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
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
三国志名目有减无增。
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
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二凶：刘劭、刘浚）
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其降敌国者，亦附卷末。
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
陈书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后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逸士，宦者为阉宦，亦稍变其名。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
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
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
北史各传名目，大概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
旧唐书诸传名目，亦与前史同。其安禄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
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
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创）也。
宋史增道学一款及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
辽史改良吏为能吏，余与前史同。另有国语解。
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亦另有国语解。
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
明史各传名目，亦多与前史同，增阉党、流贼及土司传。
史记编次
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
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
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
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
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
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
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
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
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至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
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
此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
李广利之降年考
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
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此与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三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纪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
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
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
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与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
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
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俯，足开肣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淳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褚少孙，沛人。尝受诗于王式。后应博士弟子选。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长安、唐长宾与少孙同受业王式。汉书儒林传）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辩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
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
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
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史记律书即兵书
史记所缺十篇，张晏谓“礼书、乐书、兵书”。颜师古据史记目录“但有律书而无兵书”以驳张晏之误。不知律书即兵书也。迁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徐广曰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故作律书”云云。是迁所作律书即兵书也。
今褚少孙所补序亦云：“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遂极论秦时黩武，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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