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怒甚，至手战不已。迨次日发下，则笑声彻远近矣。”
又一通云：“恭邸八月初一日至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下泪。祭毕，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又云：“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
又一通云：“克帅密云马递一报，不知何事，未发下。十三日克到，叩谒梓宫，未叫起，亦不请见，恐致疑也。十四晚到此，夜往深谈，言伊等罪状未著，似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某以八人者颇畏其虚声，劝其持重，留虎豹在山，且勿惊他，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也。”又云：“元圣在此，当为尽心区画，随时保护。如仗庙社之灵，得有转关，当勉为元正人。此间先患内；外患二，今释其一。但连日再面，必遭奇妒。弟与竹翁言，能将斧柯收回为上策，否则早回为宜。”
又一通云：“十六日午后晕厥，嘱内中缓散，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子初三刻见时，传谕清楚。王大臣请丹毫，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故有承写字样。”此盖述文宗疾大渐时事。凡应用朱笔者，以印代之，母后用“御赏”印，上用“同道堂”印。二印，大行皇帝所赐也。
此册今为张菊生元济所得。
○不准垂帘听政谕
咸丰十一年内阁奉上谕：“御史董元醇奏敬陈管见一折，据称皇太后权理朝政，应请明降谕旨，并赞襄政务王大臣外，再简派亲王一二人同心辅弼，及请择师傅以培德业，严饬督抚将帅以资整顿等语。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一切事件应行降旨者，经该王大臣等缮拟进呈，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系属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应行批答者，亦必拟旨呈览，再行发还。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其属非是。又据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听其辅弼一切事务。伏念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至朝夕纳诲一节，皇考业经派编修李鸿藻充朕师傅，该御史请于大臣中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毋庸议。其各直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业经朕明降谕旨，令其共矢公忠，严申军律，谅内外文武臣工必能不负委任，以仰副皇考在天之灵，应无俟朕谆谆训诫也。钦此。”
○胜保奏请太后亲理大政折
董御史条奏请两宫垂帘听政，端、肃诸人拟旨驳斥。时胜保以钦差大臣兵部右侍郎统兵畿辅，独抗章论之。余在秦中读此疏，备录之：
奏为政柄下移无以服众，应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以正国体而顺人心，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惟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自文宗显皇帝龙驭上升，皇上嗣位，聪明天，尚在冲龄，全在辅政得人，同民好恶，方足以资佐理。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竟以之当秉政巨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在该王等，不过以承写朱谕为词，居之不疑，不知我皇上以宗子缵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必以朱谕之有无为定。
至赞襄政务一节，则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凭。何也？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难得其人，以待我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出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其托诸掣签简放，请钤用符信图章，在该王等原欲以此取信于人，无如人皆不能相信。民岩可畏，天下难欺，纵可勉强一时，安能行诸日久？近如御史董元醇条奏四事，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该王等果知以国事为重，亦当推贤虚己，免蹈危疑；乃竟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哗然。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凡统兵将帅暨各省疆臣，皆受先皇帝特简，虽当势处万难，无不思极力图报者，亦皆统于所尊，故皆一诚不贰。今一旦政柄下移，群疑莫释，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形解体，且恐外国闻知，亦觉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
夫天下者，宣宗成皇帝之天下，传之文宗显皇帝，以付之我皇上践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本朝摄政王之辅世祖，亦犹周公之相成王，疏不间亲，典策具在。以周公之元圣，尚不免管蔡流言，逮风雷示警于金滕，而忠悃益见。现在近支诸王中，能持大体迈于载垣、端华者，尚不乏人。且离间之言，应请毋庸过虑。
又如垂帘听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称为女中尧舜，群情欢洽，国本无伤。我文皇后当开国初年，虽无垂帘明文，而有听政实用。因时制宜，惟期允当不易。
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几，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惟有吁恳皇上俯纳刍荛，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待我皇上亲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变更紊乱，以承郅治于无穷。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于亲亲尊贤之大经既不相悖，且于该王等亦可保全终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发者，奴才先为言之。
奴才忝为大臣，受国厚恩，屡奉先皇帝手诏嘉勉，云“朕所望于该大臣者至大至远”，又奉有“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等谕。每诵天语，感激涕零。今外患固宜亟平，而内忧尤当早虑。奴才天良所迫，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愿皇上乾纲独断，迅赐施行。并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亲王、恭亲王、醇郡王公同阅看，如有尚未尽善之处，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集议以闻，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谨不揣冒昧，披沥上陈，无任激切待命之至。
○销除载垣等所拟谕旨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钟佩贤、给事中孙楫奏请将载垣等造作之谕旨销除各折片，载垣等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并于御史董元醇条奏一折拟旨时擅自改写各情形，业经叠次降旨明白宣示矣。兹据该给事中等奏，载垣等造作擅改之件，不应载之实录，俨同顾命，亦不应登之册籍，假托纶音，拟请降旨销除，以期信今传后等语。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为无见。”载垣等种种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备悉，所有造作赞襄政务谕旨，确系矫传，自不应纂入实录中，惟遽将其销毁，又恐无以示将来而征罪案。
至董元醇所奏一折，当日发交载垣等拟旨，原令其将所请垂帘暂理朝政，饬令廷臣会议；其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弼，开具空名谕旨，祗候简派；并于大臣中择其可充师傅之任者，公同保举。乃载垣奏对时即已哓哓置辩；乃拟谕旨，遂敢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一切驳斥；迨述旨时，未即允照所拟宣发，而载垣等胆敢于次日发交折件压搁不办，竟将所拟谕旨坚请发下，又以未用御印，不足为凭，再行渎请。斯时驻跸木兰，远距京师，未能即日回銮，若不暂允所请，载垣等跋扈情形，其势将有不可问者，是以隐忍姑从，将所擅拟谕旨钤盖御印，实出于不得已。言念及此，能无痛恨！
所有载垣等矫传赞襄名目，及擅拟驳斥董元醇谕旨，著即销除。惟此案系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于内阁会同刑部议定罪名，伊等造作之谕旨二道，即著内阁、刑部随同本案档册录存，以著信谳，并著军机处即随此次谕旨照录一分存档，另录一分交南书房收存，均著低二格写，以示区别，庶使奸邪逆踪不得溷载方策，以重纶音而昭炯戒。钦此。
○罢奕议政王
同治四年春三月，讲官编修蔡寿祺疏劾议政王搅权纳贿。议政王欲逮问寿祺。两宫震怒，初五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谕以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太后屡谕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祖培顿首言：“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太后曰：“若然，何用汝曹为？异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祖培奏言：“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且言请与倭仁公同查明具奏。太后始命退。
初六日，倭仁等八人会议于内阁，召蔡寿祺质证其事，蔡惟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余不能指实。
初七日，诸大臣复奏上。太后出朱谕示诸臣，且谕曰：“诏旨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祖培奏请添“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二语，太后又谕曰：“此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遂下诏，略云：“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事，查办虽无实据，自出有因。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意。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亲王、醇亲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倭仁等受诏出，始召见枢臣文祥等三人。
初八日，亲王上疏言：“恭亲王事属暧昧，徒以语言小失，骤予罪惩，情状未明，无以昭示天下。”皇太后遂谕孚郡王及枢臣文祥等，传谕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以亲王疏及蔡寿祺原疏并发阅视，且令文祥等述所受旨。是日诏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宣示恭亲王过失，斥退军机处议政，尽夺一切差使。
初九日，两宫召见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尚书万青藜，侍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殷兆镛，及军机大臣等。太后谕倭公等九人曰：“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又曰：“即如载龄，人才岂任尚书者，而王必予之。”又曰：“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王耶？汝曹为我平决之。”谕军机大臣等则曰：“若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可也。”诸臣至内阁各述所受旨，则大异。是日押班者为钟郡王，乃各引王为证。王言固皆闻之，诸公相顾色然，不成议而退。
十四日，醇郡王及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皆上疏为恭邸陈请。诏以各奏折命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汇同前日亲王折一并议奏。
十六日诏曰：“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前据亲王、醇郡王、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先后陈奏，恭亲王虽经获咎，尚可录用，当交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会同详议具奏。兹据礼亲王世铎等、大学士倭仁等会议复奏，并据内阁学士殷兆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廉诚及各科道等联衔各折，均以恭亲王咎由自取，惟系懿亲重臣，应否任用予以自新，候旨定夺等语。所见大略相同。惟给事中廉诚等折内，所称‘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等语，持论固属正大，而于朝廷办理此事苦心，究未领会。虽前日面谕军机大臣等，随同孚郡王赴内阁传谕诸臣，而科道仍有此语，实有不能不再行宣示者：恭亲王谊属懿亲，职兼辅弼，在亲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朝廷杜渐防微，若复隐忍含容，恐因小节之不慎，致误军国之重事，所关实非浅鲜。且历观史册所载，往往亲贵重臣有因遇事优容，不加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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