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芜榛矣。”《年谱》卷下又说：“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以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人也。”《存学篇》卷三又说：“专说话的人，便说许多尧舜话，终无用。即如说糟粕无救于饥渴，说稻粱鱼肉亦无救于饥渴也。”《朱子语类评》他反对讲学之理由，大略如此。
宋明儒所讲个人修养方法，最普通的为主静主敬、穷理格物等等。颜李学派对于这些法门，或根本反对，或名同实异，今分述如下。
主静是颜李根本反对的。以朱陆两派论，向来都说朱主敬，陆主静。其实“主静立人极”这句话，倡自周濂溪，程子见人静坐，便叹为善学。朱子教人“半日静坐”，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程朱派何尝不是主静？所以“静”之一字，虽谓为宋元明七百年间道学先生们公共的法宝，亦无不可。习斋对于这一派话，最为痛恨。他说：“终日危坐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此真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尝闻也。”《存学编》卷二朱子口头上常常排斥佛学，排斥汉儒。习斋诘问他：“你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朱子语类评》颜李书中，像这类的话很多，今不备引了。但他们并非用空言反对，盖从心理学上提出极强的理由，证明静中所得境界实靠不住。习斋说：
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镜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工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存学编》卷二有一段大意与此同，而更举实例为证云：“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视之。管能预知，以手书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燕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着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着，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编》
这段话真是餍心切理之谈。天下往往有许多例外现象，一般人认为神秘不可思议，其实不过一种变态的心理作用。因为人类本有所谓潜意识者，当普通意识停止时，他会发动——做梦便是这个缘故。我们若用人为的工夫将普通意识制止，令潜意识单独出风头，则“镜花水月”的境界，当然会现前。认这种境界为神秘，而惊异他，歆羡他，固属可笑。若咬定说没有这种境界，则亦不足以服迷信者之心，因为他们可以举出实例来反驳你。习斋虽没有学过近世心理学，但这段话确有他的发明。他承认这种变态心理是有的，但说他是靠不住的，无用的。后来儒家辟佛之说，没有比习斋更透彻的了。
主静若仅属徒劳无功，也可以不管他。习斋以为主静有大害二。其一，是坏身体。他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朱子语类评》其二，是损神智。他说：“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遇事即茫然，贤豪且不免，况常人乎？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年谱》卷下这两段话，从生理上、心理上分别说明主静之弊，可谓博深切明。
习斋于是对于主静主义，提出一个正反面曰“主动主义”。他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言行录》卷下《世性编》又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同上《学人篇》这是从生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他又说：“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唯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言行录》卷上《刚峰篇》又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同上《理学篇》这是从心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尤奇特者，昔人多以心不动为贵，习斋则连心也要它常动。他最爱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二语。怎样振起法呢？“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言行录》卷下《鼓琴篇》他笃信这个主动主义，于是为极有力之结论道：
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世道沦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卷下《学须篇》
宋儒修养，除主静外，还有主敬一法。程朱派学者常拿这个和陆王派对抗。颜李对于主敬，是极端赞成的，但宋儒所用的方法却认为不对。习斋说：“宋儒拈‘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以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以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存学编》卷二习斋以为这是大错了。他引《论语》的话作证，说道：“曰‘执事敬’，曰‘敬事而信’，曰‘敬其事’，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则是儒其名而释其实，去道远矣。”《存学编》卷三恕谷说：“圣门不空言敬。”‘敬其事’“执事敬”‘行笃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谓必有事焉也。程子以‘主一无适’训敬，粗言之犹可通，谓为此事则心在此事不又适于他也；精言之则‘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里’，案此皆程朱言主敬法门。乃离事以言敬矣。且为事之敬，有当主一无适者，亦有未尽者。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无适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刘穆之五官并用，则神明肆应，敬无不通，又非可以主一无适言也。又说：“宋儒讲主敬，皆主静也。‘主一无适’乃静之训，非敬之训也。”《论语传注问》是则同为讲主敬，而颜李与程朱截然不同。总之谓离却事有任何学问，颜李绝不承认也。
宋儒之学自称曰道学，曰理学。其所标帜者曰明道，曰穷理。颜李自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以为宋儒所讲道理都讲错了，而且明道穷理的方法也都不对。宋儒最爱说道体，其说正如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者。习斋说：“道者，人所由之路也，故曰‘道不远人’。宋儒则远人以为道者也。”《四书正误》四恕谷说：“路从足，道从辵，皆言人所共由之义理，犹人所由之街衢也。《中庸》言行道，《论语》言适道，《尚书》言遵道，皆与《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谓小人所由之路。若以道为定名，为专物，则老庄之说矣。”《恕谷年谱》卷五恕谷更从初民狩猎时代状况说明道之名所由立，而谓道不出五伦六艺以外。他说：“道者，人伦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浑浑沌沌。既而有夫妇父子，有兄弟朋友，朋友之尽乃有君臣。诛取禽兽、茹毛饮血、事轨次序为礼，前呼后应、鼓舞相从为乐，挽强中之为射，乘马随徒为御，归而计件、锲于册为书数。因之衣食滋、吉凶备，其伦为人所共由，其物为人所共习，犹逵衢然，故曰道。伦物实实事也，道虚名也。异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独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谓之道哉！”《恕谷后集·原道篇》这段话所说道的范围，举例或不免稍狭，然大指谓社会道德起源在于规定人与人及人与事物之关系，不能不算是特识。因此他们不言天道，只言人道。恕谷说：“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之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于此，问其温清定省不尽，问其继志述事不能，而专思其父母从何而来，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孰不以妄目之耶？”《周易传注序》宋儒所谓明道、传道，乃至中外哲学家之形而上论，皆属此类，所以颜李反对他们。
宋儒说的理及明理方法有两种。一、天理——即天道，指一个仿佛空明的虚体，下手工夫在“随处体认天理”，结果所得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二、物理，指客观的事物原理，下手工夫在“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结果所得是“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其实两事只是一事。因为他们最高目的，是要从心中得着一种虚明灵觉境界，便是学问上抓住大本大原，其余都是枝叶。颜李学派对于这种主张，极力反对。习斋说：“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四书正误》卷六又说：“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所谓礼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同上恕谷说：“后儒改圣门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气为谈柄，而究无了义。……不知圣经无在伦常之外而别有一物曰道曰理者。……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别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则圣经甚少。《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今乃以理置之人物以前，则铸铁成错矣。……”《中庸传注问》训“理”为条理，而以木之纹理、玉之脉理为喻，最合古义。后此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即从这个训诂引出许多妙义来。理之界说已定，那么，不能于事物之外求理，甚明。故恕谷说：“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既已除却事物无所谓理，自然除却应事接物无所谓穷理。所以习斋说：“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谓穷理。”《存学编》卷二怎样分析才能精呢？非深入事中不可。朱子说：“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习斋驳他道：“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再穷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同上卷三又说：“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同上颜李主张习六艺。有人说：“小学于六艺已粗知其概，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人大学又须穷理。”恕谷答道：“请问穷理是阁置六艺专为穷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此学习六艺，年长则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学针黹，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诀；未闻立一法曰，学针黹之后又阁置针黹而专思其理若何也。”《圣经学规纂》这段譬喻，说明习斋所谓“见理于事”，真足令人解颐。夫使穷理仅无益，犹可言也，而结果必且有害。恕谷说：“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诚，盖高坐空谈，捕风捉影，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唯穷理是务。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是，遂好武断。”《恕谷文集·恽氏族谱序》这话真切中中国念书人通病。戴东原说“宋儒以理杀人”，颜李早论及了。
然则朱子所谓“即物穷理”工夫对吗？朱子对于这句话自己下有注解道：“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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