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五。其后则“因有一音，则借一字配之”同上，叶十八。他以为文字孳乳寖多之故，皆由于此。“世变既繁，不得不尔，所以合所以分皆当知之。”同上，叶五他以为后人将古字增减或造新字，好古者动诋为俗，不知“六书之道，原以适用为主，未可谓后人必无当也”卷二，叶三十二。他最能辨别伪书，但以为虽伪亦复有用。他说：“书不必尽信，贵明其理，或以辨名当物，或以验声音称谓之时变。则秦汉以降之所造所附，亦古今之征也。”卷首之一，叶五他对于古言古训，爬罗剔抉，费了多少心血，真算得中国文字之功臣了。但他却有一句极骇人的话，说道：“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卷一，叶十八创造拼音文字之议，在今日才成为学界一问题，多数人听了还是咋舌掩耳，密之却已在三百年前提起。他的见识气魄如何，可以想见了。
密之所造的新字母，乃斟酌古韵、华严字母、神珙谱、邵子衍、沈韵、唐韵、徽州所传朱子谱、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郝京山谱、金尼阁谱而成。分为三十六韵十六摄而统以六余声，自为《旋韵图》表之。具见《通雅》卷五十《切韵声原》中。可惜我于此学毫无研究，不唯不会批评，并且不会摘要。有志斯道者请看原书。
密之所著书，尚有《经学编》，有《易图说》，似皆佚。又拟著《方域图》《官制图》，似尚未成。他早年才气英发，为复社领袖，晚年间关万里，奔走国难，石烂海枯，乃自逃于禅悦。钱饮光说：“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若所谓《通雅》，已故纸视之矣。”读此可知密之学术之变迁及其究竟了。
桐城方氏，在全清三百年间，代有闻人，最初贻谋之功，自然要推密之。但后来桐城学风并不循着密之的路走，而循着灵皋方苞的路走，我说这也是很可惜的事。
同时皖人中有黄生，字扶孟，歙县人。明诸生，入清不仕，著有《字诂》一卷，《义府》一卷，《四库全书》著录，亦专主以声音通训诂。其族孙承吉说道：“公年差少于顾亭林。顾书公所未见，公书顾亦弗知。顾撰《音学五书》，厥功甚伟，唯尚未能得所会通。……公实有见于声与义之相因而起，遂浚及于义通则声通，为古今小学家之所创获。”又说：“此学喻之者唯高邮王氏，引申触类，为从古之所无，即先后乎王氏及与王氏同时者亦皆不得而与。盖他儒以韵求声，王乃言声而不言韵，可谓穷本知归。公生于王氏百数十载之前，非有来者相谋，而所造若是。……”《重刻字诂义府后序》虽子孙诵芬之辞，或未免稍过其实。总之《字诂》这部书在清代声音训诂学里头占有重要位置，我们是要承认的。
陈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卒康熙十六年（1677），年74。他是刘蕺山门生，却极不喜欢理学。黄梨洲作他的墓志铭，说道：“乾初读书卓荦，不喜理学家言。尝受一编读之，心弗善也，辄弃去，遂四十年不阅。其后……问学于山阴先师，深痛末学之支离，见于辞色。……先师梦奠，得其遗书而尽读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阅者重阅之，则又格格不能相入。”《南雷文约》他这个人的气象，大略可见了。梨洲又说：
乾初深痛“《乐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之语。案：此是程子语。谓从悬空卜度至于心行路绝，自是禅门种草。宋人指《商书》“维皇降衷”、《中庸》“天命之谓性”为本体，必欲求此本体于父母未生以前，而过此以往即属气质，则工夫全无着落。当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即是孟子道性善本旨。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之后见之，如五谷不艺植不耔耘，何以见其种子
美耶？……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乐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气、情、才言。后儒言“既发谓之情”，“才出于气，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同上
又说：
乾初谓，人心本无所谓天理，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其主于无欲者，非也。同上
读这两段话，前一段何其与颜习斋《存性篇》辨气质性恶之说酷相类，后一段何其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顺情养欲之说酷相类也？颜、戴二君，并非蹈袭乾初，因为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读过乾初的书。但乾初以蕺山门人而有这种见地，真算得时代精神之先驱者了。
乾初不信《大学》为孔、曾所作，著《大学辨》以辨之。其略曰：
子言之矣，“下学而上达”，《易》称“蒙养即圣功”，何小大之有？《论语》二十篇中，于《易》《诗》《书》《礼》《乐》三致意焉，而无一言及《大学》。小戴置其篇于《深衣》《投壶》之后，垂二千余年，莫有以为圣经者。而程子始目为孔氏之遗书，又疑其错简而变易其文。朱子又变易程子之文，且为之补传，以绝无证据之言，强以为圣经，尊之《论语》之上。即其篇中两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则自“十目”一节之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朱彝尊《经义考》引
这是他用考证眼光证明《大学》之晚出。但他所以龂龂致辨者，不徒在其来历，而尤在其内容。他以为：“《大学》言知不言行，格致诚正之工夫后失其伦序。”《经义考》引所以不得不辨。读者须知，《大学》这篇书，经程朱捧场之后，他的身份高到何等地步，七八百年间为“格致”两个字打的笔墨官司，也不知糟蹋天地间几多纸料。乾初这种怪论，当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当时学者如张杨园、黄梨洲、刘伯绳、沈甸华等——都是乾初学友，都纷纷移书责他，他却毅然不顾。他临死前一年，还有书和梨洲往复，大旨谓：“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可谓痛心！”吴骞著《陈乾初先生年谱》引他的独立不惧精神，可概见了。
乾初对于社会问题，常为严正的批评与实践的改革。深痛世人惑于风水，暴棺不葬，著《葬论》《丧实论》诸篇，大声疾呼，与张杨园共倡立“葬亲社”，到处劝人实行。屠、陆圻征文寿母，他说：“世俗之事，非所当行。”当时东南社集讲会极盛，他说：“衎衎醉饱，无益身心。”一切不赴。甲申以后，起义死事的人甚多，好名依附者亦往往而有。乾初说：“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人之贤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动称末后一着，遂使奸盗优倡，同登节义，浊乱无纪。死节一案，真可痛也！”黄撰墓志引他又尝著《书潘烈妇碑后》，说道：“吾以为烈妇之死非正也。某尝怪三代以后，学不切实，好为激烈之行，寖失古风，欲一论辩其非。……”吴著《年谱》引他立论不徇流俗，大略如此。
他和梨洲同门，但生前论学，往往不合。梨洲也不深知他，《南雷集》中他的墓志铭两篇，第一篇泛泛叙他的庸德而已，第二篇才把他学术要点摘出，自言：“详玩遗稿，方识指归，有负良友多矣。因理其绪言，以忏前过。”梨洲服善之诚，实可敬。乾初遗著，世罕传本，不知尚存否？得梨洲一文，我们可以知道一位拔俗学者的面影，也算幸事了。
潘平格，字用微《学案小识》作“用徵”，误。浙江慈溪人。他的学术像没有师承，也没有传授。他所著有《求仁录》一书，我未得见，仅从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所引观其崖略。以下都是从唐著转引。大概说：“孔门之学以求仁为宗。仁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发见于吾人日用平常之事者也。……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学者之患，在于不知真心见在日用，而别求心，故有种种弊病以各成其学术。”他反对主敬主静之养心法，以为养心用操持法总是不对，说道：“操持者，意也，识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识治意识也。”所以他说：“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而结论归到“本体工夫非有二”，说道：“工夫二字，起于后世佛老之徒。盖自伦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说是工夫。若主敬之学，先立体以为致用之本；穷理之学，先推极知识以为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说是工夫。……这便是学养子而后嫁了。”又说：“晦庵不信《大学》而信伊川之改《大学》，不格物而补格物之传，以至象山、阳明不信曾、思、孟而谓颜子没而圣学亡，今敢于悖先圣而不敢以悖后世诸贤，……总由学者读注听讲，先入于近儒之说，故意见偏陂，窠臼难拔。某常说：‘不得看注，不得看诸贤语录’，盖尝深中其病，确知其害。”用微之学，我未见其全书，不敢轻下批评。约略看来，大率也是从宋明学上很用过苦功而力求解放者。《归元恭文集》里头有《上潘先生书》两通，第一通很尊仰他，第二通很诋毁他。像是元恭曾游用微之门，后来不以为然，又退出来。李恕谷记万季野自述道：“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恕谷后集·万季野小传》然则季野亦颇心折其学了。可惜他生在浙东，浙东正是蕺山、梨洲势力范围，不容他有发展余地。这个人便成为“中道而殇”的学者了。
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生明天启五年（1625），卒清康熙三十七八年（？）（1625-1698或1699），年七十四五（？）。当张献忠荼毒全蜀时，他团乡兵拒贼，贼不能犯。永历在滇，蜀人杨展据叙州嘉定、永宁为明守，燕峰以中书舍人参其军，屯田积谷为一方保障。吴三桂入蜀，燕峰避乱陕西，寻即东下，自是流寓江淮间四十余年。49岁，诣苏门谒孙夏峰，夏峰年九十矣，与谈学甚契。见《夏峰年谱》尝游京师，交李恕谷，为作《大学辨业序》见《恕谷年谱》。工诗，为王渔洋所推服见《池北偶谈》。遗著三种，曰《弘道书》，曰《荒书》，曰《燕峰诗抄》，近年大关唐氏始刻之。《荒书》记明清间蜀乱，为极翔实之史料。徐立斋、万季野在明史馆，以不得见为恨。《弘道书》成于晚年，为书三卷十五篇，曰《统典论》，曰《弼辅录论》，曰《道脉谱论》，曰《古经旨论》，曰《原教》，曰《圣人取人定法论》，凡六篇，为上卷；《祀典议》五篇及《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凡八篇，为中卷；《圣门定旨两变序记》一篇为下卷；其间复以表十一篇分附焉。
骤看这部书名和目录，很像是一部宋明道学先生们理障的著作，其实大大不然。燕峰是对于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这部书惊心动魄之言，不在颜习斋《四存编》之下。其最不同之点，则习斋连汉唐学派一概排斥，燕峰则提倡注疏。就这点论，燕峰不能如习斋之彻底，其学风实与后此乾嘉学派颇接近。但乾嘉学者并未受燕峰影响，不可不知。燕峰和同时的颜习斋、毛西河，虽同为反宋学的健将，而燕峰之特色，则在研究历史上学术变迁之迹，能说明宋学所自出。他以为，中国学术自三国六朝以后分为南北两派，而宋学则从南派衍来。其论南北派曰：
……迨于魏晋，王弼、何晏，习为清谈，儒学始变，朝野相尚，损实坏政。中原沦没，宋、齐、梁、陈，偏安江左，诸儒谈经，遂杂玄旨，何承天、周弘正、雷次宗、刘瓛、沈麟士、明山宾、皇侃、虞喜、周舍、伏曼容、张绪诸君子，缁素并听，受者甚广。北方旧族，执经而言圣人之道，卢玄、王保安、刁冲、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诸儒，弟子著录千万计，古经得传，深有赖焉。……《原教》
他续论自唐迄宋学术变迁大势，说道：
唐啖助、王玄感、陆淳以来，诂经已出意见，尚未大变乱也。经旨大变，创于王轸，和以贾昌朝。而刘敞为说，始异古注疏，然不著天下。王安石自昌朝发，独任己私，本刘敞《七经小传》，尽改古注为《新义》，……诬辨幽诞，以为道德性命之微。……安石言之则为《新义》，行之则为新法，天下骚然，宋遂南渡。当是时不守古经言“足兵足食”“好谋而成”，从生聚教训实处讲求，思以立国。而朝士所争，乃王安石、程颐之学术，上殿专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说益炽。吕祖谦、陆九渊、朱熹、张栻、陈亮，论各不同，而九渊与熹尤显。……熹为《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诸儒，独取二程，然二程与安石稍异者，不过“静坐”“体验”“会活泼泼地”，气质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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