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大兴，魁儒之聪明才力尽为所夺，甚可惜也。然皖南江、戴一派，好言名物，与自然科学差相接近，程易畴瑶田著《通艺录》，有《考工创物小记》《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惜偏于考古，于实用稍远矣；郝兰皋懿行自言好穷物理，著有《蜂衙小记》《燕子春秋》等，吾未见其书，不知内容如何。
明末历算学输入，各种器艺亦副之以来，如《火器图说》《奇器图说》《仪象志》《远镜说》等，或著或译之书亦不下十余种。后此治历算者，率有感于“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故测候之仪，首所注意，亦因端而时及他器。梅定九所创制，则有“勿庵揆日器”“勿庵测望仪”“勿庵仰观仪”“勿庵浑盖新仪”“勿庵月道仪”等；戴东原亦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蠃族车，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又亲制璿玑玉衡——观天器。李申耆自制测天绘图之器，亦有数种。凡此皆历算学副产品也。而最为杰出者，则莫如歙县郑浣香复光之《镜镜痴》一书。
浣香之书，盖以所自创获之光学智识，而说明制望远显微诸镜之法也。据张石洲序，知其书成于道光十五年以前。其自序云“时逾十稔然后成稿”，则知属稿在道光初年矣。时距鸦片战役前且二十年，欧洲学士未有至中国者，译书更无论。浣香所见西籍，仅有明末清初译本之《远镜说》《仪象志》《人身概说》等三数种，然其书所言纯属科学精微之理，其体裁组织亦纯为科学的。今将原书四大部分各子目表列如下：
第一部 明原。原注云：镜以镜物，不明物理，不可以得镜理物之理，镜之原也。作《明原》一原色，二原光，三原影，四原线，五原目，六原镜。
第二部 类镜。原注云：镜之制，各有其材；镜之能，各呈其用；以类别也。不详厥类，不能究其归。作《类镜》一镜资；二镜质；三镜色；四镜形。
第三部 释圆。原云：镜多变者，唯凹与凸。察其形，则凹在圆外，凸在圆内。天之大，以圆成化；镜之理，以圆而神。姑作《释圆》一圆理，二圆凸，三圆凹，四圆叠，五圆率。
第四部 述作。原注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儒者事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匠者事也，有师承焉，姑备所闻。儒者之事，有神会焉，特详其义。作《述作》一作照景镜，二作眼镜，三作显微镜，四作取火镜，五作地镫镜，六作诸葛镫镜，七作取影镜，八作放字镜，九作柱镜，十作万花筒镜，十一作透光镜，十二作视日镜，十三作测日食镜，十四作测量高远仪镜，十五作远镜。
全书体例，每篇皆列举公例若干条，理难明者则为之解，有异说者则系以论，表象或布算则演以图全书为图一百二十八。大抵采用西人旧说旧法者什之二三，自创者什之七八。书中凡采旧说必注明。其原光公例十八条，采旧说者三。原目公例十二条，采旧说者四。余类推。吾不解科学，不能言其与现代西人之述作比较何如。顾吾所不惮昌明者：百年以前之光学书，如此书者，非独中国所仅见，恐在全世界中亦占一位置。浣香所以能为此者，良由其于算学造诣极深见张序，而又好为深沈之思见自序。张石洲言：“浣香雅善制器，而测天之仪，脉水之车，尤切民用”，则其艺事之多能又可知矣。以前宋后郑之学，而不见推于士林。《畴人传》巾无郑名。嘻！“艺成而下”之观念毒人深矣。
邹特夫亦以明算通光学。所著《格术补》，因沈存中括《梦溪笔谈》中一条，知宋代算家有此术，因穷思眇虑，布精算以阐其理。郑浣香亦因读《梦溪笔谈》而有悟，但邹决非袭郑。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特夫又自制摄影器，观其图说，以较现代日出日精之新器，诚朴僿可笑，然在五十年前无所承而独创，又岂可不谓豪杰之士耶！粤人复有梁南溟汉鹏者在特夫前，陈兰甫称其“好言物性，金木百工之事莫不穷究，尤善制火药，以所制者发鸟枪，铅丸较英吉利火药所及加远”云。
医学方面，中国所传旧学，本为非科学的。清医最负盛名者如徐洄溪大椿、叶天士桂，著述皆甚多，不具举。唯有一人不可不特笔重记者，曰王勋臣清任，盖道光间直隶玉田人，所著书曰《医林改错》，其自序曰：“……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本源一错，万虑皆失……著书不明脏腑，岂非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勋臣有惕于此，务欲实验以正其失。然当时无解剖学，无从着手。彼当三十岁时，游滦州某镇，值小儿瘟疹，死者甚多，率皆浅殡。彼乃不避污秽，就露脏之尸细视之，经三十余具，略得大概，其后遇有赴刑之犯，辄往追视。前后访验四十二年，乃据所实睹者绘图成《脏腑全图》而为之记。附以《脑髓说》，谓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气血合脉说》，斥《三焦脉诀》等之无稽，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其人之求学，亦饶有科学的精神，惜乎举世言医者莫之宗也。
吾叙带科学，而供吾论列之资料仅此。吾阁笔且愧且悲焉。虽然，细思之，未足为愧，未足为悲。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近百年间事耳，吾乾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唯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真可悲耳。呜呼！此非前辈之责而后者之责也。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收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唯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此余之所以悁悁而悲也。
昔之言学者，多以律历并举。律盖言乐之律吕也。其所以并举之故，虽支离不足取，吾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于述历算后次论焉。可纪者少，等于附庸而已。
但吾仍有须郑重声明者：吾之无乐曲学常识，一如其于历算。吾绝无批评诸家得失之能力，且所叙述亦恐不能得其要领。希海内明治斯学者有以教之。
中国音乐，发达甚早。言“六艺”者两说，《周官》大司徒之“礼、乐、射、御、书、数”；《汉书·艺文志》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皆与居一焉。儒家尤以之为教育主要工具，以是招墨氏之非议。惜无乐谱专书，其传易坠。汉魏以降，古乐寖亡，以至于尽。累代递兴之新乐，亦复阅时辄佚，而俗乐大抵出伶工之惰力的杂奏，漫以投里耳之好，故乐每况而愈下。乐之研究，渐惹起一部分学者之注意，固宜然矣。
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二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
清儒好古，尤好谈经。诸经与乐事有连者极多，故研究古乐成为经生副业，固其所也。清初自诩知乐者首为毛西河，著有《竞山乐录》——一名《古乐复兴录》《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等书；而李恕谷从之游，著有《学乐录》以申其说。此四书者可称为毛氏一家之学。西河自称得明宁王权家所藏唐乐笛色谱，因据之以推得古代之七调九声，谓“自春秋迄明，千年长夜，一旦尽举而振豁之”，其自负可谓至极。然所谓宁王之《笛色谱》，始终未尝出以示人，其有无且不知，其是否唐乐更不可知。西河人格不足以见信于世，故全谢山攻其伪妄，盖有以自取矣。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略云：“乐之有五声，亦言其声有五种耳，其名曰宫曰商，亦就其声之不同，而强名之作表识耳。自说音推原元本，忘求繇历，……至有分配五行、五时、五土、五色，……而究与声律绝不相关。此何为也？……故凡为乐书，多画一元、两仪、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图，斐然成文，而又畅为之说，以引证诸黄钟、太簇、阴阳、生死、上下、顺逆、增减，以及时气、卦位、历数之学凿凿配合者，则其书必可废。……”彼力斥前人之摹揣古乐器以图复古。略云：“尝牵合古尺，考覆旧琯，呼工师截竹，裁设管器，及裁竟而乐殊不然，然后知迁、固以后，京房、郑玄、张华、荀勖，……及近代之韩尚书、郑恭王辈，凡言钟铸均弦、造器算数，皆欺人之学，不足道也。”此皆一扫尘霾，独辟畦径。其所自立论之价值如何，吾不能妄评，凌次仲谓西河全属武断。陈兰甫谓西河论乐最谬，七声十二律茫然不知。但其革命的精神则甚可师也。清初尚有胡彦升著《乐律表微》，凌次仲谓其只知唱昆山调及推崇朱子。
初期汉学家之乐学的著作，最有名者为江慎修之《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一卷。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众流之识，恐反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唯《新论》卷末论声音流变，论俗乐可求雅乐，论乐器不必泥古诸条，似有卓见。《阐微》言唐宋燕乐之当研究，实为凌次仲示其途径。戴东原亦有论乐律之篇，大致不出慎修见解。
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而介其间者有徐新田养原。次仲之书曰《燕乐考原》六卷。燕乐者，唐代音乐最主要之部分也。唐天宝十三载，分乐为三部：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沈括《梦溪笔谈》语而燕乐最贵，奏技者皆坐堂上。白香山《立部伎》诗自注云：“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立部伎即掌清乐者也，雅乐又在其下。清乐者，梁陈旧乐也；燕乐者，周隋旧乐也。本书卷六语唐承周隋之统，以其旧乐为主，而以西域诸国乐损益之，故其燕乐集乐之大成。次仲以为，“世儒有志古乐而不考之于燕乐，无异扣盘扪籥”自序语，故专为此书研究之。卷一为总论，考燕乐之来历，说明其选声制谱之概略，卷二至卷五分论燕乐二十八调宫、商、角、羽各七调，各自为卷；卷六为后论，凡十三章《燕乐二十八调说》上中下，《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上下，《述琴》《述笛》《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说》《徵调说》《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说》《明人九宫十三调说》《南北曲说》《声不可配律说》；附加《燕乐表》终焉。其书之要点大略如下：吾之学力实不配作提要，所摘有误略，望读者指正。
一、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琵琶四弦，为宫、商、角、羽四声无徵声，每声七调，故有二十八调。
二、燕乐之调，本以字谱即上、工、尺等为主，与《汉书·律历志》所言律吕之长短分寸，渺不相涉。郑译、沈括辈将二者牵合为一，乃欺人之谈。
三、今之字谱，即古之宫商——上字为宫，尺字为商，工字为角，合字为徵，四字为羽，一字为变宫，凡字为变徵。此明朱载堉说，次仲略修改之。古乐用五声二变而成音，犹今乐用七字谱而成调，即此可以沿而上溯，不必旁求。
四、《乐志》等向称唐人八十四调，其实只是二十八调，因琵琶四弦每弦七调故也。然宋乾兴以来所用仅十一凋，今则仅用七调而已。
五、今之南曲，即唐清乐之遗；今之北曲，即唐燕乐之遗。疑燕乐完全失传者，误也。
其自序谓：“廷堪于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年，然后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一旦始有所悟入。”其与阮伯元书云：“推步学自西人之后，有实测可凭，譬之鸟道羊肠，绳行悬度，苟不惮辛苦，无不可至者。若乐律诸书，虽言之成理，乃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见焉，风引之则又远矣。何者？一实有其境，一虚构其理也。吾书成，庶东海扬尘，徒步可到矣。”总之，昔之言乐者，皆支离于乐外，次仲则剖析于乐中。其剖析所得成绩如何，虽非吾侪门外汉所能妄谈，若其研究方法，确为后人开一新路，则吾敢断言也。次仲之乡先辈程易畴有《声律小记》一卷，《琴音记续篇》一卷，似无甚发明。唯其“论中声”一条，陈兰甫极称之。
次仲复有《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其自序云：“乐学之不明，由算数之说汨之也。黄钟之数，《史记》《汉书》皆云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不知此数于何而施用。将以为黄钟之长耶？恐九寸之管，非针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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