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于后来经学家学风直接有关系者，或者要推阎百诗，其次则胡朏明和万充宗。
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之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69。他的父亲名修龄，号牛叟，本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百诗人格之峻整，远不如亭林，生平行谊，除学者日常生活外，无特别可记。康熙十七年，他应博学鸿儒科，下第，很发牢骚。其后徐健庵乾学在洞庭山开局修《大清一统志》，聘他参与其事。他68岁的时候，清圣祖南巡，有人荐他，召见，赶不上，他很懊丧。时清世宗方在潜邸，颇收罗名士，把他请入京，他垂老冒病而往，不久便卒于京寓。其行历可记者仅如此。所著书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十二卷。
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作“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作“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赜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赜本，一千余年，著为功令。中间虽有吴棫、朱熹、吴澄、梅鷟诸人稍稍怀疑，但都未敢昌言攻击。百诗著这部《古文尚书疏证》，才尽发其复，引种种证据证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赝作。百诗从二十岁起就着手著这部书，此后四十年间，随时增订，直至临终还未完成。自这部书出版后，有毛西河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在当时学术界为公开讨论之绝大问题，结果阎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阎书所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自兹以后，惠定宇栋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逐成定谳。最后光绪年间，虽有洪右臣良品续作冤词，然而没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地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他的儿子说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丘札记》卷六戴东原亦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四库提要》赞美他说：“考证之学，未知或先。”《古文尚书疏证》条下百诗在清学界位置之高，以此。
《四库提要》又说：“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潜丘札记》条下据他的著述和传记看来，这种毛病，实所不免，比顾亭林的虚心差得多了。又以著书体例论，如《古文尚书疏证》，本专研究一个问题，乃书中杂入许多信札日记之类，与全书宗旨无涉。如《四书释地》，标名释地，而所释许多溢出地理范围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了一大堆，年月依然无着。诸如此类，不能不说他欠谨严。虽然，凡一个学派的初期作品，大率粗枝大叶，瑕类很多，正不必专责备百诗哩。
清初经师，阎、胡齐名。胡朏明，名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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