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导读钱理群乡风与市声，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散文里，却别有一种意义：它与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状态，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息息相关。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出现，人们听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的“市声”。在广大农村，尽管传统“乡风”依在，但小火轮、柴油轮毕竟驶进了平静的小河，“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玷污了绿色的田野，无情地冲击、改变着旧的“乡景”与“乡风”（茅盾：《乡村杂景》）。理论家们、历史家们在“乡风”与“市声”的不和谐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的对抗，并且慨然宣布：这是两个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旧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大决战，它们的消长起伏，将决定中国的命运，等等。但中国的作家，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呢？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情感倾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描绘乡风市声的现代散文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质乃是一种“个人文体”，最注重个性的表现，并“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杂拌儿·题记》）的缘故吧。而本能的，主观的，情感、美学的选择，是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某些精神特质的;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请注意下面这段自白———“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城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想，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说这话的正是中国都市文明第一部史诗《子夜》的作者茅盾。这似乎出人意料的表白，使我们想起了一个文学史的重要现象。许多现代中国作家都自称“乡下人”。沈从文自不消说，芦焚在他的散文集《黄花苔》序里，开口便说：“我是乡下来的人。”李广田在散文集《画廊集》题记里也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并且说：“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