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诗人内心的反射，就不仅使那些情景、意义产生了热力和光彩，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更多了一种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一种特殊的魅力，那甚至不是用“神韵”、“意境”这类的说法可以概括的。而诗的力量往往就在这种难以表达的感觉中间。梁宗岱先生说过：“一首有生命的诗的创造也必然是诗人的自我和人格的创造。作者在执笔前和搁笔后判若两人。”说得很好。由于诗（有生命的诗）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感情，诗人的人格也必然会在诗中显现出来。由于诗人一定会努力奉献出自己内心最好的东西，在一首诗的创造过程中，他的心灵也会得到一次升华和澄清。ａ·托尔斯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过：“作家是和他的作品一道成长的。”我自己写的稍稍还可以一读的诗，特别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某几篇诗——在那些诗的创作过程中，对这一说法有一点体会。因而，我认识到，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的感受和感情：那里面体现着他对生活的态度，渗透着他本人的思想、气质、生活积累、审美水平……。技巧可以学习，这些却是不能强求的。而首先正是这些决定着一首诗的好坏。
而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地学习过技巧。我只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地摸索到一点经验。我极少事先进行诗的构思。生活中某种情景触动我的诗情（那有时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有时又像是流星似地一闪），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形象地去表达这种诗情，去深入地开掘这点诗情，这样逐渐完成一首诗。我大都是在诗写成后，再回头看自己是怎样构思的。而我深深体会到，要表达这种诗情并不容易。有时候，我的感情还没有达到可以写诗的燃烧点，我自以为是被现实所触发的诗情其实是虚浮的，不过是认为这题材很好，有着“我要写一首诗”这样的愿望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写出的一些句子大都是理性的产物。如果我想挤压自己的感情，那就显得造作。我知道这都是非诗的东西，因而不满，半途而废。也有这样的时候，我的原是朦胧的感受通过反复地探寻而逐渐明朗了起来，感情逐渐激动而凝注了起来。我逐渐沉浸到了对象中去，对象逐渐融入了我的心中。我就进入了最好的创作状态：兴奋、愉悦，全身都处于紧张中。代替那些理性产生的语言，为感情所孕育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流出了，想象力活跃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写出像样一点的诗。——写出的是一首真诗还是非诗，诗人自己首先就会感受到。有人问罗丹是怎样进行雕塑的，他的答复很简单：砍掉那些多余的东西。而我认为，对于诗，就是要砍掉那些没有经过自己的血滋润的东西。
我写过不少直抒胸臆的诗，也写过象征性的诗（如《铁栏与火》等，写过少数近似现在所谓“朦胧诗”的诗（如《沙漠和海》）等。我也尝试过运用不同的调子，或热烈、或冷峭、或含蓄、或奔放……，那都是决定于我的所要表现的题材，所要表达的感觉和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中推敲那词感在感情色度上的微妙的差异；推敲同一意义用不同的语句或方式来表达的那语气之间的微妙的区别，那也都是为了要比较准确地表达感受和感情。而这样也就形成了诗的形式。因而，我认为，写诗的技巧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内容的需要。我愿意读那些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诗，不怕它“新、奇、怪”，只要它是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的感受和感情（对那感受和感情的评介另当别论），怕的是仅仅只是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怪”。而对我自己来说，由于驾轻就熟，容易墨守陈规，我应该在保持诗的基本素质的基础上，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新的探索。
这几年来，无论是祖国的形势还是文艺界的形势都是大好的。我的处境有了根本的改善，我理应写出很多的诗。事实上却写得很少。这一方面是愈来愈感到写诗、特别是写出一首有生命的诗，是不容易的，不敢也不愿随便提笔；另一方面，我逐渐进入老年，感情不像年轻时那样能敏锐地感受生活，处境改善后，也不像在漫长的艰难的岁月中那样能深切地感受生活。——也许是前一方面的原因更影响了我。因为，我当然也还是对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怀有[jī]情。我对于写诗的矜持的态度其实是不必的。应该尊重诗，应该对自己有较严格的要求。但也还应该歌唱——发一点光，哪怕是微弱的光，只要它是出自我内心的热，只要它是时代光华的反射。所以，即使步履迟缓，我还要继续我的诗的道路。不过，我得时时提醒自己记住谢德林的那句话：我发誓：当我的心不再颤栗的时候，我就放下我的笔来……
１９８３年５月初稿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再稿附记：这原是应雁翼同志之约，为《中国诗人》写的一篇东西，但写完后又很犹豫，没有寄出去。现在重新又整理了一下。我所谈的是我自己学习写诗的情况和一点体会，不知道对读者是否有一点参考意义。我原还写过一篇《从诗想起的……》，也是相近的内容。这篇可以算是那一篇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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