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校方告发。训育主任找我去盘问。我矢口否认一切，但还是受到了申斥，而且被看管了起来，不准离开校门一步。我立刻设法通知了她，她躲藏了起来。我们还想继续贯彻我们的计划。由于我不能离校，一切很难进行，而她要再返校也不大合适。她让人带来一个便条，告知她决定和一个女伴一道先去成都，在那里等我，希望我寒假去。而为了逃避学校和她家里的寻找，她们将不坐长途汽车，而是搭一条运货的木船沿长江到乐山转成都。我得到她的通知正是期终考试的前一天。我心情不安，终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从学校溜了出来，在长江边上找到了她所要搭乘的那只木船。她和她的女伴已经在船上了。船第二天就要开行。她希望和期待着我会来送她，但又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她见到我时是异常惊喜。我们在冬日的河滩上来回走着，谈着，说的都是一些很一般的话，却又似乎都有着含意，我感到甜蜜又哀伤。几小时一闪就过去了。我必须在晚自习前回校，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她送我爬上高高的江坡。我知道我不可能去成都，这会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了不看到她的眼泪也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刚好赶上晚自习，学校没有发觉我的溜走，这一点没有使我感到高兴。有什么呢，开除就开除吧。我面对着明天就要考试的功课，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情沉重、痛苦、感伤，突然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别》。诗第二天就投寄到靳以编的《文群》副刊去了。天知道我是怎样对付了那几天的期终考试的。这首诗是有着真实感情的，但一首送人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诗，竟是如此伤感，一片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就连我自己，在不久后就对它感到不满了。但几天之后诗就刊登出来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而且还有人称赞。这将我写诗的热情引到了一个gāocháo，成了《文群》的经常的投稿者。同时我也留意读一些别人的诗。有一次，我买到了艾青的诗集《北方》（他抗战前出版的诗集《大堰河》我是后来才读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六十四开的小册子，给予我很大的感动，而且在诗的形式方面，为我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那三、四年间是我写诗最多的时期，投稿的范围也→JingDianBook.com←渐渐扩大了。我真想好好记述一下在一九四○年夏我是怎样先后结识了几个写诗的友人和我们的那一段生活，不过那应该是另一篇回忆的题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除了ｃ（他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抗战前就在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了）以外，都是刚刚写诗的年轻人，流亡的穷学生。他们有才华，有抱负，也有所追求。但并没有真正走进生活和接近人民，他们的歌声美丽，但有些飘渺；他们的激愤的喊声是真挚的，但并不深沉。这是几棵刚出土的新苗。对于当时老一辈的知名的诗人，他们尊重的是其中的几个。对于当时的诗坛，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识以后不久，就决定办一个诗刊，经费问题依靠在熟人间募捐解决了。诗刊的名称是《诗垦地》，断断续续一共出了六期，后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查禁。对于几个青年人办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他们也是不能放心的。
我的诗有几个赞美者，却受到了一个长者的责难，说那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使我很愤愤不满，内心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写出一些好的诗来。——但终于没有能够写出，反而写得更少，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几乎不写诗了。我不必掩饰我在二十岁前后的种种缺点：骄傲、虚浮、锋芒毕露，生活上的吊儿郎当，思想上在进步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在反动派的黑暗的统治下面，我却浮游在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中——这是指生活情况，也是指精神状态。我自以为反抗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多次的政治迫害增加了我骄傲的资本。不能说我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我只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可笑的“骑士”而已。当时一位友人曾称我为“马克”（这是冈察洛夫长篇小说《悬岩》中的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善意地、親热地就好的一面这样来比拟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无意的、然而辛辣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写得出好的诗呢。当时的作品已经全部丢失了，现在留存下来的少数一些，都是凭记忆抄出的。我且举出两首短诗做例子来说明一下我的创作倾向。门
——写给老朋友们看
莫正视一眼，
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
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是她。
而她
在并不汹涌的波涛中，就投进了
残害我们的兄弟的人的怀抱。
今天，她又要走进
我们友谊的圈子，
她说，她现在才知道
只有我们
才是善良的灵魂。
让她在门外哭泣，
我们的门
不为叛逆者开！
（１９４０年）
另一首诗是：
青春
让我寂寞地
踱到寂静的河岸去。
不问是玫瑰生了刺，
还是荆棘中却开出了美丽的花，——我折一枝，为你。被刺伤的手指滴下的血珠揩上衣襟，
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
（１９４１年）
前一首诗《门》是针对武汉时期读书会中的一个女朋友的，她当时已经嫁给了一个在武汉曾迫害过我们的国民党党棍，却又渴望着我们的友谊。写这首诗，我当然自以为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的。情绪是真实的，诗又很短，所以还不大容易看出问题。后一首诗《青春》虽然也很短，却明显地暴露了我。“让血渍装饰我的青春”，这是炫耀自己的进步，但全诗却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为基调的。我那段时期所写的诗，大都也就是如此。我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这一点，虽然那认识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也渴望写出表达人民感情的诗。但仅仅靠主观愿望是不够的，我不能拿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如果一定勉强写下一些豪言壮语，那就不过是虚伪。而我厌恶虚伪。我也写过人民的苦难，如《乞丐窟》、《熟睡的兵》、《市外》等等，但那只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浅薄的人道主义，而不是感同身受的血泪的控诉。当我真诚地写出一点什么时，那当中当然也有我的追求、我的搏击，但也暴露出我思想上、感情上的疮疤。我不必矫情地说自己缺乏写诗的才能，但在诗中——在一切艺术作品里，特别是在诗中，比起技巧来，思想感情是更主要的，是决定性的。只有至善至强的人才能有至善至强的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我才逐渐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那道理我是很早就知道的。我感到苦恼，我有过挣扎，进行过探索。我写过少数几首还算健康的诗，如《铁栏与火》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一步，那么我的诗就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首先就要求我的思想感情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我当时还是飘浮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不满，却又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没有努力从那里跨越出去。在主观上又缺乏追求的[jī]情，不敢正视和解剖，更没有决心和力量去改正自己的缺点。我对过去自己写的那些诗，除少数几首外，大都有一种厌恶情绪，又无力写出更好的诗。另外，我又感到我的友人们是走到我的前面了，为了使自己不致于显得那样落后，我采取了一个消极的办法：不写。大致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我停止写诗有十多年，偶尔也写一两篇，更多的却是写散文、短论、杂文之类的了。有的人却还是称我为“诗人”，他们没有想到这对我不过是一种讽刺和嘲笑，使我内心感到悲哀。三
我没有想到我又会写起诗来，而且是在那样的一种境况下面。
一九五五年的五月十六日——我特别记得这一日期，因为这天正是武汉解放六周年。我曾以巨大的热情和欢乐迎接了这个大城的解放。我没有想到，六年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竟然会发生这样一个巨大的波折。突然地我失去了一切，单人住在一间小房里。一方面是痛苦的煎熬，不知这是为什么因而找不到可以支持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前景只能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对自己的親人充满了怀念和担忧。另一方面，是孤独的折磨，没有自由，而又没有书报（一年后才有了），甚至没有纸笔。对于我这样一向无羁的性格，这比死亡要可怕得多——这是第一次我面对最严重的考验，我摇摇晃晃地使自己勉强站住了。我回顾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我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和因而感到内疚的。我是热爱生活并享受过生活的，但从更高的水平看，我却虚掷和挥霍了我的青春。丢掉了已往的一切并不值得那样惋惜，我还年轻，我还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我将要——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还能为人们做一点工作。但我从哪儿开辟新的道路呢？因为常常怀念我的孩子，我想为她们，也为像她们一样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我决定写一本给少年们的诗。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所以大胆，不仅因为写作是不被允许的（老实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主要的是在于，我已有十余年不写诗了，又远离少年时期，而要为少年们写诗，特别需要一种单纯、明洁、欢乐的心情，这在我当时的情况和处境中，是极难达到的。但是，既然已经决定，我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一场考验意志的斗争。首先，我必须使自己超越于痛苦之上。我慢慢地发觉痛苦像海潮一样，也有它的规律。它一清早就在心中汹涌，我用任何办法：用理智、用劳动、用歌唱……都无法阻挡它，而到中午就达到了它的gāocháo，中午的寂静在我是最可怕，最难以忍受的。下午我就平静一些，而渐渐地能够自持了。我回想着我的童年时代，回想着我所知道的少年们的生活，努力培养诗的心境。有时候，闪光似的，一个题材在我心中掠过，我口中默念着，进行着创作。大多时间，一无所获，但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我终于写出了三十多首。说“写”，是有一些语病的，因为没有纸笔，大都是口念，后来有机会时才写下的。每一首诗的写成在我都是极大的快乐，反复地修改，无数次地默念着，这样帮助我度过了许多寂寞、单调的白日、黄昏和黑夜。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活将要痛苦、暗淡得多。我甚至不能想象怎样能够没有它们。而且，这一束诗证明我不是无力的，证明我还能够为人们做一点事情。由于这一束诗是这样与我最痛苦的日子联系在一起，由于它们是这样地曾给予过我安慰和激励，所以对于它们我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我曾抄了一册送给我的女孩，并和她们一道朗诵过其中的几首。现在看来，那当中的有一些是并不算好的，有一些还不坏。在我，这一册诗的完成是超过了诗的好坏的本身：这是意味着意志的胜利，一个通过艰苦斗争得来的胜利。可惜后来环境稍好一些的时候，我反而放松了努力。在艰难的境遇中，我们往往还能奋起全部精力，而在平静的情况下，却容易为懈怠所俘虏。
关于写给少年儿童看的诗，我还想简单说几句话，那不应该是以押韵的语言讲说一个道理，叙述一个故事，它也必须具备真正的诗的素质。少年儿童，以他们纯洁、真挚的心，对于文艺有着一种敏感和一种异常的辨别能力，我们应该培养他们的正确的艺术美感，千万不要以为对于他们是可以以赝品去哄骗的。
四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构思过一个儿童剧本（后来写出来了，题名《谁打破了花瓶？》），另外写过几首别的诗，其中一首是给雪的。
在那样的孤独中，我是经常回想着我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些虽然充满不安、痛苦然而美丽的时日，那真是有如一个梦境。我深深地怀念她。而且为她的命运担忧。我常常低声地哼唱着她和我共同唱过的歌，在歌声中浮现出了往昔的情景，而且我似乎听到了她应和的歌声，于是我写下了那首短诗：《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一九六○年的十二月，当时我已在武汉近郊的花山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生活了一年多，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给了我许多照顾，然而我有时还是感到寂寞。一个初雪的黄昏，人们原聚在我所住的那间“队屋”里的，现在都散去了。我一个人站在门前，望着飘飞的愈落愈紧的大雪，那样动情地想起了她，在一种柔和而又哀伤的心情中，我喃喃地念着一些话，当夜在纸上整理了一下，就是那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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