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跟洛杉矶一样，交通非常拥挤，只不过，这儿的汽车相互间还压得更紧密一些，有的甚至只好在一些狭小、缠绕、不可思议的从前的牛道上行进。
或者也许我抵达的时候恰好是高峯期，又碰上了一场春季冻雨。
我停在罗甘机场外的一段斜坡上，观察着租来的“金牛座”车窗上的刮水器除去堆积下来的冻雨。在短暂的视野清楚的时间中，我不耐烦地努力判断自己的位置，寻找去波士顿的道路，去发掘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过往的劣迹，对于这点，我始终感到将会大有希望。但是，在这个漆黑的晚上，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被车灯照亮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张贴广告，诸如新英格兰水族馆、王子实心面调味计之类。
我得顶住加热器的蒸烤，以用它来阻止雨水在窗玻璃上凝结。等了四十多分钟才进入夏日隧道，可以看到大块的冰片被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刮起，缓缓地送出，融化后滴淌成细流。如果我和唐纳多一起对付这件案子的话，我们现在一定在对这反常的天气大开玩笑，像一对情侣一样舒服地躺在暖和的车里，偷偷摸摸地去度周末。这个想法使我感觉到有点羞耻，烧红了脸，这时候车流突然向前松动了。
隧道除了是一条狭窄、幽闭、恐怖的气腔，自身并没有性慾的经验，隧道过后是一个复杂的立交桥，结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骗我走了不少盲目的弯路。后来我跟着一辆大油罐车走，它却把我带到了附近一幢饱经风雨的三层楼房面前。我只好返回立交桥。当我发现一块“科德角”的路标时我又感到一阵慌乱，只好下车，却发现自己是在中国城。最后，我只好驶进一家加油站打电话给波士顿地方分局特别行动处的“野嘴”列斯特·沃克尔，他让我呆在原处。二十分钟后他赶了过来，爬出一辆绿色政府的公车。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裹着雨衣，戴着一顶编织羊毛帽。他穿过雨雪朝我走来，在我的车前灯照明下，凝成冰片的雪雨就像纷纷坠落的银针，而他则像个粗鲁的爱斯基摩人。我降下车窗，他伸过来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这是我曾握过的最热情的手，这个姿势——我的赤躶的手掌在他的皮爪子里——并且说明了，我对于这次差务是多么的缺乏准备。
“你准备住哪儿？”
“希拉顿。”
“跟我来。”
他钻回他的车子，我们驶出加油站。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某个商业区的内部。这里是商业闹市里一块孤立的小块地盘，每一幢建筑都不是摩天大厦或精心修整的商场，而是旧的红砖厂房和花岗石贴面的办公建筑。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出，一百年前，葡萄牙渔民推着手推车卖黑线鳕，放债人在破晓之前就得赶到这儿计算出他们银行的巨大收益，而在那些巨大的直棣窗户后面，爱尔兰姑娘们正忙着把鹅毛填进床垫里去。商业就沿着这条弯曲的小巷繁荣起来当第二天早晨来临的时候，一百年后也同样如此。但是，今天晚上这里彻底的空蕩蕩，彻底的黑暗，除了钠蒸汽街灯雾蒙蒙的玫瑰色的灯光穿透这场冻雨。
“这里不是‘希拉顿’，野嘴。”
我们隔了一个街区把车停下来，然后在街拐角处碰头。我的一只手一直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在里面是那支玛格勒姆。
“我想我们该弄点吃的。”他说。
这条街显得空旷和黑暗，没有一家开着门的酒店，也没有一家亮着灯的咖啡馆。
在长时间的飞行和精神错乱的驾驶之后，终于到了波士顿，但我已经彻底地晕头转向了，除了在心底还明白一件事情：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揭穿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没有时间来观光。”
但是列斯特已经走在前边了。他敲开一扇门。现在我才注意到一扇烟雾腾腾的沿街铺面的窗户，在窗户后面人影憧憧。我们走进屋子，一下子跌入了暖和，烟雾与噪音之中，这些东西在这里，就如日用商品交换一样正常。
这是个很大的、空阔的房间，一张又旧又大的桃花心木的吧台、一台落满尘垢的黄铜色的通风扇，还有一面映射出所有这些城市人群的镜墙。公文包全都放在挂满了衣服的衣帽架下。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套装。我脱雨衣挂在衣钩上。在我的海军蓝下面，裙子几乎恰好掩过膝盖头，使我看上去很像那些女性业务代理和证券经纪人，我喜欢这种感觉。交际语言、威士忌美妙的味道，使我产生一种现实感，几乎有点讽刺意味地，这比我在洛杉矶通常的生活都更要现实。在那里，它榨干了你的全部能量，而你却会发现，你只不过是站在一个烤炉蓖子上。但是这里却有所不同：当你在洛杉矶等候永恒的审判时，在这里却不会有人观注你，这种解脱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我只在这些友好的陌生人中呆了五分钟，我的脖梗就自然而然地松弛下来了，就像一个新婴儿一样不可思议地感到轻松和放纵。
列斯特为我们买来了“流血玛丽”，我们碰了一杯，这时，一个脸上肉脂横堆、黄头发梳理整齐的超胖女人走了过来，她抓住他的胳膊，顺势就在他的嘴上親了一口，然后把我们领到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普通的盐和胡椒粉瓶子，一个烟灰缸和一瓶“塔巴斯科”烈酒。但是我们俩都换成了伏特加马丁尼，很快一大盘去了壳的新鲜蛤肉也端了上来。我决定忘掉前面的艰苦旅程。
列斯特是一个年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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