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所以治巳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岩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簇赍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核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天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馀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抱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鹭》，戒有《公刘》、《泂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置》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二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悟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之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臣诚不自揆，辄冒言其大体，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
至若周之积仁累善，至成王、周公为最盛之时，而《泂酌》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所以为成王之戒。盖履极盛之势，而动之以戒惧者，明之至，智之尽也。如此者，非周独然。唐、虞，至治之极也，其君臣相饬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则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飨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锯之不可以不察，而处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实，日新岁益，闳远崇侈，循之无穷，至千万世，永有法则，此陛下之素所蓄积。臣愚区区爱君之心，诚不自揆，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惟陛下之所择。
卷十八
○苏子瞻上皇帝书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芴、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伏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乎？
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义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于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克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士皆虚浮？孔子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人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叱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
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贡‘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意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曰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干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刀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所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司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
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荫，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晶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旧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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