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局限于毛传，包括各家和他本人的见解，所以这部书可以反映东汉诗经学的研究成果。
（3）《毛诗正义》。从魏晋以后，研治《诗经》者仍以毛传郑笺为主，但对于传笺两者的得失问题，多有议论。唐贞现十六年（642年），孔颖达等奉命“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这部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至唐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
（4）南宋朱熹撰《诗集传》。宋代学者对小序及毛传郑笺作了一定的批判，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使诗经学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诗集传》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如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冲破小序，提出了符合社会实际的见解。但他对《周南》、《召南》中许多“男女相与歌咏”的作品，却又指为例外，仍然局限在小序里。在文字训诂方面，大部分继承了毛传郑笺，对诗的评论也都是传统的说教。此后， 《诗集传》长期居于支配地位。
（5）清代《诗经通论》、《毛诗传笺通释》、《诗毛氏传疏》等。康熙年间，姚际恒撰《诗经通论》，认为“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意欲“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实即倾向于基本恢复毛传郑笺的地位。其后在崇尚训诂考据学的风气之下，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进一步对毛传郑笺加以发挥。至陈央撰《诗毛氏传疏》，认为“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于是“置笺而疏传”，以“宗毛诗义”。这类著作在名物训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诗义的解释却落后于宋人。
过去的诗经学不可能正确地揭示《诗经》的本来面目和伟大意义。解放以后，人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掌握了更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整理《诗经》的成果，对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展开科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新的成就，将来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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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四章。② 参看阴法鲁：《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唱和形式》，《词刊》198D年1、2期。作品中“唱”、“和”等标志，是我加的。③ 参看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页239-272。④ 《诗经韵读》页169。⑤ 参看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吴鹭山：《诗经学述评》，《文献》1980年3辑；陈允吉：《〈诗序〉作者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l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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