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羊传》《谷梁传》著作和传授
《春秋》三传的次第，根据陆德明（六朝陈至唐太宗时人）《经典释文序录》，为《左传》《公羊》《谷梁》，因此后代讲“三传”，多依此为次序。
《左传》为先秦著作，最初是用西汉以前文字，如小篆或大篆写的。大、小篆对西汉当时通用隶书说，是古文字，所以叫“古文”。《公羊》和《谷梁》，先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写成定本，自然是用当时汉隶写的，所以叫“今文”。
《公羊传》的传授，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所引戴弘序说：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公羊传·隐公二年》“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何休注也说：
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
“生”是“先生”之意，胡毋生就是胡毋子都。由此可以证明，《春秋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写定。
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云：
谷梁子名淑（案“淑”，当依《谷梁校勘记》作“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
（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又以为名喜）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由这二段文字看，有两点和现今研究结论不同。一点是《公羊传》《谷梁传》同出于子夏的传授，这点未必可信，以后再谈。一点是《谷梁传》作者为谷梁俶（一名赤），他是子夏弟子，自是战国初人，比《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写定的应早若干年，而且写于战国初，应该是用古文写的，这一点更难相信。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谷梁赤乃后代传闻”，杨士勋很可能是贞观时人，陆德明在贞观十六年前已经高年逝世，未必能知道杨士勋所说《谷梁传》传授内容。陆德明说“谷梁赤乃后代传闻”，或者另有所据，所以他定三传次序，以《谷梁传》在最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不相信杨士勋的说法，认为“《谷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传》”。下文可以证明《谷梁传》成书更在《公羊传》之后。
第二节 《公》《谷》同出子夏的不可信
关于《公羊》，据戴弘《序》，“子夏传与公羊高”。 关于《谷梁》，据杨士勋《疏》，“谷梁子受经于子夏”，则是《公》《谷》同源，同出于子夏的传授。同一《春秋经》，子夏自然可以授与不同弟子，但只应大同小异，互有详略，不能自相矛盾，更不会自相攻击。如今我们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发现不但两传矛盾之处很多，而且有《谷梁》攻击《公羊》处，兹略举三例。
第一例，《春秋经·隐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宫。
《公羊传》说：
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
《谷梁传》却说：
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其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
试比较两传，大不相同。第一，解释“考”字不同，《公羊传》以为“考宫”是把仲子神主送入庙室而祭祀它；《谷梁传》却认为这是完成以妾为夫人之礼。第二，对仲子这人认识不同。《公羊传》认为仲子是鲁惠公妾，《谷梁传》却认为鲁孝公妾，惠公庶母，同时也是生母。第三，《公羊传》认为“考仲子之宫”是完成隐公让位桓公的夙愿，无可非议。《谷梁传》却认为隐公为孙，违背“於孙止”的礼而祭祀庶祖母，应该被谴责。同一子夏所传，而矛盾如此，岂非咄咄怪事？
第二例，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和楚成王战于泓（今河南柘城县北三十五里），因为宋襄公不想在敌人半渡时以及立足未稳时发动攻击，两次失掉进攻得胜机会，讲究“蠢猪式的仁义”，结果吃了大败仗。《公羊传》极度夸奖宋襄公，说什么“虽文王（周文王）之战不过此也”。《谷梁传》却提出作战原则：“倍则攻（我军倍于敌人，便发动进攻），敌则战，少则守”，认为宋襄公违背这原则，简直不配做个人！责骂得何等慷慨！对同一人的同一行为，评价完全相反，《公羊》是捧上天，《谷梁》却贬入地，岂能出于同一师传？
第三例，《春秋经·宣公十五年》云：
冬，蝝（食谷物虫）生。
《公羊传》云：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者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宣于此焉变矣。
所谓“上变古易常”，何休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公羊传》作者认为，由于鲁国初次实行按田亩收赋税制度，上天于是降蝝为灾，鲁国实该受罚。幸而这种天罚还不大。这种解释，讲天人关系，一点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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