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谔字士恢，赵郡人。
好学，知道作文章。
仕北齐为中书舍人，有口才，常常接待陈国使者。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后，拜授他为天官都上士。
李谔见隋高祖有奇貌，于是深深与之结交。
高祖为北周丞相后，很亲近他，问他为政的得失。
那时战争连年，国库空虚，李谔上《重谷论》，以讽劝高祖，高祖全然采纳。
高祖受禅后，李谔历任比部、考功两曹的侍郎，赐为南和伯爵。
李谔生性公平方正，通晓事务，被人们推重。
升任治书侍御史。
高祖对群臣说：“我过去当大司马时，常求放外任。
李谔陈述十二策，苦劝我不要到外地任职，我于是决意在朝内作官。
如今这番事业，是李谔出的力啊。”赐他缣纟采二千段。
李谔见礼教凋敝，公卿刚死，其爱妾、侍婢，就被子孙嫁掉、卖掉，于是形成了风俗。
李谔上书说：“我听说，追念远逝的人，善始善终，民德才能归于忠厚；三年之丧无改，才称为孝顺。
我听说朝中大臣，有父亲祖父去世，日月还不久，其子孙为无赖之徒，就瓜分他们的的女妓爱妾，嫁了、卖了，以取钱财。
即使只有一个事例在如今，就实在有损风化。
爱妾虽然微贱，但亲自承接先人的衣服和鞋子，为之服丧三年，这是古今的通例。
岂能容忍急急脱下丧服，强迫施上粉黛，让她们在先人的灵牌前哭泣告辞，送到他人的房里去？凡是看到的旁人，尚且伤心，何况还是人子，怎能如此忍心？又有朝廷大臣，位高爵重，他们之间平生交好，情如兄弟。
但到朋友死后，却把朋友当作路人，早晨听到朋友死了，傍晚就劝朋友的爱妾改嫁，方便时甚至自己去求聘，以得到他人爱妾为目的，毫无廉耻之心，抛弃朋友的情义。
而且，治家之法，可拿到官府上，既不能正家，又怎能有助于治国？”皇上看了表章，很赞赏。
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李谔又因写作文章的人，崇尚轻薄，转相师法仿效，流宕他途而忘记返回正道，于是上书道：我听说，古代的先贤圣哲教化人民，必须改变他们的视听，防备他们的嗜好欲望，堵住他们的邪恶放荡的心，显示他们以淳朴平和的道路。
五教六行，是教训人民的根本；《诗》、《书》、《礼》、《易》，是崇尚道义的门径。
所以能够恢复孝顺慈爱，让人人都知道礼让，调正民风民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凡有上书献赋，写诔文刻铭文的，都是用来褒扬功德，赞扬贤能，注明功勋，证明大理。
如非惩恶扬善，于道义上，不让白写白刻这些东西。
到了后代，风俗教化逐渐差了。
曹魏的三祖，更是崇尚文辞，忽视治国大道，喜好雕虫小技。
下面跟从上头，就如影之随形，响之从声，竞比文采，于是成了风俗。
江东的齐、梁二朝，其弊病就更重，无论贵贼贤愚，只求吟诗咏词，于是就不管大理，只求文辞不同，追求清虚，追逐文辞，竞比一韵之奇，争比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但其内容未超出描写月亮的形状；堆满书案，积满书籍，但其内容只是描写风云的形状。
世俗以此比高低，朝廷以此选官吏。
既然开了文辞可得禄利的道路，世间崇尚文采的感情就更深更重。
于是，不管是民间的小孩，还是贵族家的孩子，还没有看六甲，就先作五言诗。
至如尧、舜、商、汤的典诰，伊、傅、周、孔的学说，不再关心，何曾入耳？以傲慢放任为清虚，以缘情赋诗为勋绩，指责儒士为古拙，把作词赋的当作君子。
所以文笔一天天繁琐，而其政治却一天天混乱，的确因为弃掷了大圣的正道，制作无用的东西而以为有用。
损本逐末，偏爱华章，转相师法，越久越严重。
到大隋受命，圣道复兴，摒弃轻浮，遏止虚伪，如非胸有经典，生性质朴，有志于大道，归依于仁孝，不得引入仕途，为官为宦。
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举凡公私文书，并宜实录。
这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文的表章言辞华丽，交有关部门治罪。
从此公卿大臣都知走正路，无不崇仰典籍，抛弃华丽虚浮，选择先王的令典，行大道于这个盛世。
但我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承袭坏风气，选举官吏，不遵照规矩。
以至出现宗族人等称其孝顺，乡里乡亲说他仁义，学习先圣的经典，不随便交友的人，就被摈弃在门外，不加录用的情况；出现学习不师古，追逐时尚，写作轻薄的文章，交结朋党而求声誉，就反被选作官吏，送到朝廷的怪事。
这都是因为县令、刺史不行风教，犹讲私情，不讲公道。
臣下我既然在司法部门充数，我的职责，就应该纠察这类事。
但是，如果闻风即弹劾，恐怕处理的人又太多，请皇上下令有关部门，普遍加以搜寻访查，如有此类情况的，一律写明情况送到台省处置。
李谔又因当官的好自我吹嘘，又上奏道：我听说舜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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