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以高尔基在国外著述为满足,都要求他要回到本国来。俄国的大众都喊着:“我们要高尔基!”他们所要的是高尔基亲身在俄国。表示这样要求的还有知识阶级,还有政治的领袖。在高尔基的六十寿辰将举行以前,及正在举行的时期中,在许多纪念的文章和祝词里,大多数都郑重提出这个要求:高尔基必须回来。科学院长卡宾斯基,科学院永久秘书鄂尔登堡,教育委员长卢纳卡斯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里科夫,《真理报》主笔布哈林,还有其他苏联的代言人,也都一致的表示这同样的请求:高尔基必须回到本国来,亲眼看看当他不在国内的时期中本国干了什么。布哈林在一篇文章里——题目是《我们所要于高尔基的是什么》——指出俄国需要像高尔基这样的一个作家来描写现代的生活。关于高尔基能胜任这种工作的资格里面,布哈林特别提出的是高尔基“是文化和劳动的热心提倡者,他常把劳动看得异常的贵重,认为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所不能相比的。或许没有人能比高尔基,更敏锐地感觉到有建设力和创造力的劳动之最可令人感动;没有人能像这位普罗作家,感觉到劳动之伟大的革命意义。”布哈林更进而描述当前的情形,他说:“建设的热度正到了最高峰。我们的苏维埃的‘蚁山’上之忙碌震动,为从来所未有。人们正在移动巨大的岩山,做着傻子的工作,做错了就改正,再错了再修正,便学习便研究,改造周围的每件事物。并且改造他们自己——但是我们还未有关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大幅的油画!”他接下去就慨叹当时文学的消沈;缜密的观察者,和对于当前复杂的情况能作适当的估价者,这种人材,他觉得都太缺乏。他最后在结论里说道:“依高尔基所具备的资格,他能补上这个极大的缺憾。我们的联邦,我们的工人阶级,以及和高尔基发生了多年关系的我们的党,都等候着高尔基的回国,把他看作和我们情投意合的艺术家。因此我们希望他回到本国来:他必须回到我们这里来,为着工作回来,为着伟大的,良好的,荣耀的劳动回来!”
高尔基原来屡次想回国去看看,但因为养病和文学的工作所阻挡,未曾实行,而致屡次延期。现在他听到国内各界这样殷切地盼望他回国,他过意不去,不得不回国去走一趟了。他自一九二一年于病势危殆中离开俄国以来,转瞬七年了,于一九二八年的春季,又回到俄国。倘若他当时要顾到他的健康和适当的工作环境,他便不回来。当时他以六十岁的患着肺痨病的人,正在著作《四十年代》的一种小说,俄国的气候和可预期的欢迎他的种种酬应的麻烦,都要增加他的病的。但是他终于不忍过拂俄国大众对于他的渴望,毅然地回国了。他此行不无冒险的性质,在俄国立于领导地位的人们也有感觉到的。所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欢迎高尔基的文章里,对于仰慕他的人们,曾有这样的警告:
“各方面对于高尔基的欢迎的热潮,正在汹涌着。他所应得的个人的凯旋,正在等候着他。将要包围着他的许多群众里面,各人都要想抢到前面去,挤到近处去瞻仰瞻仰高尔基,去和他握手,去和他说几句话。他已经被无数的社团及各界的团体举为名誉会员了。渴望他回国的诚意,将于许多集会里面表示出来。这诚然是一种可以了解的正当的渴望。但是我们要警告仰慕高尔基的人们:他所贡献的是文化的价值,我们也应该把文化的价值来看待他。我们必须爱护高尔基的健康和体力。”
高尔基回国后所受的麻烦,就是一个比他年青,比他强壮的人,也要觉得受不了。随时随地都有人来请他去,他都不忍拒绝。他对于无数的欢迎会,全体大会,宴会,对于各工厂各机关及各兵营的访问,对于剧院的特别表演,和政府各机关的严正会议,费了他的许多精神。他所以还能支持者,全是由于受着国人的有传染性的热诚所感动,和对于这些经他观察并谴责了四十年的俄国人的慈爱。此外也使他不禁感到愉快的,是看到全国对于他的欢声雷动,至诚感人,而在这同一国里,不久以前,他所看到的只是监狱和迫害,现在他旅行到东,到南,到北,他所碰到的是高尔基街,高尔基广场,高尔基孤儿院,还有什么高尔基车——这是在俄国四等火车的普通名称。这位老漂泊者的疲劳的心里感觉到安慰的,是在他重新到的各地,总看见对于他表示敬爱;糕饼工会,建筑工会,以及其他无数的工会,都把会员的卡片证,赠送给他,还有许多人把本国的普罗贵族所制造的礼物送给他,红军还送他一枝来福枪,选他做名誉会员……
在这样的狂热的欢迎中,高尔基所遇见的新秩序中的各种情形,都使他受到很深的感动,他总是继续着重复说道:“真可惊奇!真可骇异!”他看见有人表示他那样惊奇狂喜得好像过分,有一次他在国立出版局的会议席上不得不解释道:“你们住在本国看惯了,不觉得已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这种伟大的工作,我就在每条街上都看得出,甚至从每个莫斯科的路上行人身上都看得出,他们的走路的样子,也和十年前不同了……”总之他所看见的事物都表示革命已在人民的心理上有了深入的影响,普通的人都从糊涂和呆滞中振作起来了,高尔基向来对于普通人的厌恶也涣然冰释了。他在从前曾经看过大多数人民里面的黑暗,野蛮,和人类尊严的缺乏,现在忽而看到文化进步的种种现象,例如工厂的俱乐部和剧院,乡村的阅报亭和无线电收音机,东方字母的罗马化,忒科曼民族和阿慈柏格民族的妇女面幕的废弃,以及在健全的环境中,以工艺技能授与妓女与犯人,使他们得到解放——他看了这种种,当然喜形于色,不能抑制了。
他沿着伏尔加河旅行,去看尚在建造中的伏尔加顿运河,每停在一处,即有一群工人聚起来欢迎他,并请他演说。他的话不得不简短,而且常要说着老话,末了总是这样郑重的说道:“研究,忍耐,工作!最最重要的——工作!”他看见他们对于他的热情的表示,常觉得深刻的感动,他的眼眶里总很容易地涌满着热泪。孟希维克在外国的报上的通讯,用讥诮的口吻写着,说高尔基由尼斯尼诺伏格拉沿伏尔加河下驶的时候,关于他的多量的眼泪的传说,轰动了伏尔加河的下游,以致惹起大家的戒备,都这样相语道:“高尔基就要来了!留神,伏尔加河要泛滥了!”他的轮船于早晨四点钟驶到了萨拉托夫,有一大堆的码头脚夫来迎接他,要和他们的这一位老同事谈谈。
这年的秋季,高尔基的健康又开始衰弱,依医生的警告,他再离俄国,到意大利去。第二年的春季(一九二九年)他回到莫斯科,同年的冬季,又住在加波·的·索棱托。自从此时起,他常常来往于俄国和意大利两国,这样来来往往,对于他倒很适宜,使他仍能努力于创作。他仍在继续写他尚未完成的小说《四十年代》,该书第三卷最近已出版,其中故事叙述到一九〇六年的中段;他打算于此书结束时写到列宁的死。
自从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日他在《高加索》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以来,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五日,整整的继续了四十年的著作生活,小说戏剧等创作共达一百六十余种之多,苏联全体和全世界的进步的作家,思想家,科学家,为着纪念这位六十四岁还在努力创作的革命文豪的功绩,在这一天举行了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盛大的庆祝典礼。同日起,在一星期里面,苏联全国各戏院竞演高尔基的戏剧,各影戏院放映以他的历史做题材而摄制的影片《我的高尔基》,和他的作品电影化的新影片;国内各地的街道,建筑物,图书馆等等,改以“高尔基”为名的,不可胜数;世界各国的文学团体,都举行高尔基夜会,刊行“高尔基专号”等等。九月廿六日,苏联塔斯通讯社曾由莫斯科发出这样的一个电讯:
“尼斯尼诺伏格拉镇,今后将以‘高尔基’为名,此为昨夜高尔基著作生活四十周年盛大庆祝会中所发表的新决定,因为他生于该镇,且在此地度他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会中同时发表以苏联政府最高荣誉的‘列宁奖状’赐给他,改称莫斯科艺术剧院为高尔基剧院,并在各级学校创立高尔基奖金。到会参加庆祝的有苏联政府的领袖,苏联的文学界,艺术界,戏剧界,各公共团体及各工厂的代表,各国使馆的人员,和外报记者。在主席台上的有史太林,加里宁,摩洛托夫等等党政领袖,苏联及国外的文坛代表,法国名作家巴比塞亦远道亲来参加。当高尔基入场时,会众发热烈的欢呼,先由加里宁代表政府及党行开幕礼,向高尔基致正式贺词。随后党代表斯台兹基演讲高尔基的生平及著作,称他为‘代表大众奋斗而创造新世界的最伟大的作家’。人民教育委员长波勃诺夫代表苏联的全部文化劳动者及百万学生,向高尔基致敬礼,说他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乃劳动者全部解放奋斗的一部分。演说完毕,即发表上述的决定。高尔基于会众再度热烈欢呼中,起立致答词,先向会众恳切致谢,随后勉励苏联的青年努力研求知识,他说:‘只有知识能坚固青年对真理的信仰,而此种信仰,即改造旧世界的紧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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